史记 称 左氏春秋
）《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歆传，刘歆以前，《左氏》传文本不解经，故博士以为《左氏》不传《春秋》。近人刘逢禄以为《左氏》凡例书法皆刘歆窜入者，由《史》、《汉》之说推之也。《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据此，则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并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志》于《礼》但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当作十七篇，即今《仪礼》。）《记》百三十一篇，无《礼记》；而今之《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志》云《礼记》，即《礼古经》与《记》。《仪礼》有今古文之别；郑注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郑以《古论语》校《鲁论》，见《经典释文》，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孝经》古孔氏，许慎尝遣子冲上《说文》，并上其古文说。桓谭《新论》以为今异者四百余字。其书亡不可考。隋刘炫伪作《古文孝经》，唐、宋人多惑之。浅人但见古文二字，即为所震，不敢置议，不知前汉经师并不信古文也。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时之书，惜多散失。传于今者，惟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则以《序卦》、《杂卦》为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于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则以为伏羲重卦，又以为神农，以为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外无师传矣。其引《书》义，以大麓为山麓，旋机玉衡为北斗，文祖为尧太祖，丹朱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实为衍文，《般庚》作于小辛之时，《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为居摄时作，《金縢》在周公薨后，《文侯之命》乃命晋重，鲁公《费誓》初代守国。凡此故实，具有明征，则后人臆解《尚书》，变乱事实者，皆非矣。云“《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则朱子以为淫人自言，王柏以为杂有郑、卫者，非矣。既云“《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本《鲁诗》，以《关雎》、《鹿鸣》为陈古刺今，则毛、郑以下皆以《关雎》属文王，又以为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颂》”，则毛、郑以为正考父得《商颂》于周太师，非矣。云“《春秋》笔削，子夏不能赞一辞”，则杜预以为“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于后别出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则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尝口受传指，荀崧以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亲受者，非矣。荀悦《申鉴》曰：“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左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夫鲁《春秋》即孟子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而杜预据此孤证，遂以传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如此，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献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刘知几《史通惑经》、《申左》极诋《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详。非圣无法，并由此等谬说启之。孔疏云：“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此，则杜预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陆淳曰：“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駮难极明，杜之谬说不待辨矣。若《易》象则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辞，故曰“《易》历三圣。”而郑众、贾逵、马融等皆以为周公作《爻辞》，或亦据韩宣子之说，与《易》历三圣不合矣。刘歆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一书遂巍然为古文大宗，与今文抗衡；周公亦遂与孔子抗衡，且驾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六经皆孔子手订，无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笔，自孟子及两汉诸儒，皆无异辞。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引孔子其义窃取之言，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