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子藏 / 杂论-270部 /

经学历史 清 皮锡瑞 　　●一、经学开辟时代 　　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历史具在，可明征也。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易》自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止有画而无辞；（史迁、扬雄、王充皆止云文王重卦，不云作《卦辞》。）亦如《连山》、《归藏》止为卜筮之用而已。《连山》、《归藏》不得为经，则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为经矣。《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梼杌》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晋《乘》、楚《梼杌》不得为经，则鲁之《春秋》亦不得为经矣。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周礼》出山岩屋壁，汉人以为渎乱不验，又以为六国时人作，未必真出周公。《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史记 周本纪》不言文王作《卦辞》，《鲁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辞》，则《卦辞》、《爻辞》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尤显著。汉初旧说，分明不误；东汉以后，始疑所不当疑。疑《易》有“盖取诸益”、“盖取诸噬嗑”，谓重卦当在神农前。疑《易》有“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谓《卦爻辞》为文王作。疑《爻辞》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谓非文王所作，而当分属周公。于是《周易》一经不得为孔子作；孔《疏》乃谓文王、周公所作为经，孔子所作为传矣。疑《左氏传》韩宣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谓周公作《春秋》。于是《春秋》一经不得为孔子作；杜预乃谓周公所作为旧例，孔子所修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无删《诗》、《书》之事，《周礼》、《仪礼》并出周公，则孔子并未作一书；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惟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盖孔子之以《六经》教万世者，稍用其学，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汉以后，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虚名，不知其所以教万世者安在；其崇经学，亦视为故事，不实行其学以治世。特以历代相承，莫之敢废而已。由是古义茫昧，圣学榛芜。孔子所作之《易》，以为止有《十翼》；则孔子于《易》，不过为经作传，如后世笺注家。陈抟又杂以道家之图书，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于孔子之上，而《易》义大乱矣。孔子所定之《诗》、《书》，以为并无义例；则孔子于《诗》、《书》，不过如昭明之《文选》、姚铉之《唐文粹》，编辑一过，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诗疑》、《书疑》，恣意删改，使无完肤，而《诗》、《书》大乱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为本周公之凡例；则孔子于《春秋》，不过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本《三国志》，钞录一过，稍有增损。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贬，概以为阙文疑义；王安石乃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春秋》几废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经》教万世之旨，不信汉人之说，横生臆见，诋毁先儒。始于疑经，渐至非圣。或尊周公以压孔子，（如杜预之说《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如宋人之说《易》是。）孔子手定之经，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载元亨利贞之解，黄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之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或释《诗》，或征礼，（详见王应麟《困学纪闻》。）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且出孔子删订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尽信。穆姜明随卦之义，何与《文言》尽符；季札在正乐之前，岂能雅颂得所。（《困学纪闻》引“克己复礼”“出门如宾”二条，云：“左氏粗闻阙里绪言，每每引用，而辄有更易。穆姜于随举《文言》，亦此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见《左氏昭》十二年。《周礼》外史掌《三坟》、《五典》之书；郑《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据此，则《三坟》、《五典》乃《书》之类。伪孔安国《尚书传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邱》。”其解《三坟》、《五典》，本于郑《注》；《八索》、《九邱》，本于马融。据其说，则《八索》乃《易》之类。皆无明据，可不深究。今所传惟《帝典》；（伏生传《尚书》止有《尧典》，而《舜典》即在内；盖二帝合为一书，故《大学》称《帝典》。）而宋人伪作《三坟书》。若夫伏羲十言，义著消息；神农并耕，说传古初。黄帝、颛顼之道，具在丹书；少皋纪官之名，创于白帝。洪荒已远，文献无征；有裨博闻，无关闳旨。（惟伏羲十言之教，于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郑、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说。）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修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案应氏之说近是而未尽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 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春秋》，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亦可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无作《春秋》凡例之事。《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首。”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汉人以为《诗》、《书》皆孔子所定，而《易》与《春秋》更无论矣。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然篇名《经解》，而孔子口中无经字。《庄子 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始明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又《庄子 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经典释文》“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三说不同，皆可为孔子时正名为经之证。经名正，而惟皇建极，群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众星无非拱向矣。龚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其所以称经者，《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艺文志》皆不载。 　　删定《六经》之旨，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据鲁、亲周、故殷之义，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知有绳当世贬损之文，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足信矣。知有后世知丘罪丘之言，则知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者，尤大谬矣。（程子曰：“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切中汉以后说春秋之失。） 　　●二、经学流传时代 　　经名昉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之后，儒分为人，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陶潜《圣贤群辅录》云：“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诸儒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朱彝尊《经义考》云：“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韩非子》言八儒有颜氏；孔门弟子，颜氏有八，未必即是子渊。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汉志》儒家，今亡。沈约谓《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然则《坊记》、《表记》、《缁衣》之“子言之”、“子曰”，或即子思子之言，故中有引《论语》一条。后人以此疑非孔子之言；解此，可无疑矣。诸篇引《易》、《书》、《诗》、《春秋》，皆可取证古义。刘瓛以《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约以《乐记》取《公孙尼子》，或即八儒之公孙氏欤？《曾子》十八篇，《汉志》列儒家，今存十篇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弟一，《曾子本孝》弟二；《曾子立孝》弟三，《曾子大孝》弟四，《曾子事父母》弟五，《曾子 制言上》弟六，《曾子制言中》弟七，《曾子 制言下》弟八，《曾子 疾病》弟九，《曾子 天员》弟十。中引经义，皆极纯正；《天员篇》尤足见大贤之学无不通云。“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员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员，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员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据曾子说，谓员谓方，谓其道，非谓其形。方员同积，员者不能掩方之四角。今地为天所掩，明地在天中。天体浑员，地体亦员，与地球之说合。《周髀算经》、《黄帝内经》皆言地员，非发自西人也。 　　《史记 儒林传》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赵岐谓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今考其书，实于《春秋》之学尤深。如云“《春秋》，天子之事”、“其义则丘窃取”之类，皆微言大义。惜孟子《春秋》之学不传。《群辅录》云乐正氏传《春秋》，不知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否。其学亦无可考。惟荀卿传经之功甚巨。《释文序录》《毛诗》，一云：“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则《毛诗》为荀子所传。《汉书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之门人。”《鲁诗》出于申公，则《鲁诗》亦荀子所传。《韩诗》今存《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则《韩诗》亦与《荀子》合。《序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则《左氏春秋》，荀子所传。《儒林传》云：“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则《榖梁春秋》亦荀子所传。《大戴曾子立事篇》载《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篇》载《荀子 礼论》、《乐论》篇文，则二戴之《礼》亦荀子所传。刘向称荀卿善为《易》，其义略见《非相》、《大略》二篇。是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 　　五三《六经》载籍，（见司马相如《封禅书》。五三谓五帝三王，）定自尼山；七十二子支流，分于战国。馯臂子弓之传《易》，实授兰陵；（《荀子》书称仲尼、子弓，或即传《易》之馯臂子弓。）高行、孟仲之言《诗》，（传《毛诗》之高行子孟仲子当即《孟子书》所载者。）或师邹峄。《王制》在赧王之后，说本郑君；《周官》为六国之书，论原何氏。凡今古学之两大派，皆鲁东家之三四传。（《王制》为今学大宗，《周官》为古学大宗。郑君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为殷制，《周官》为周制，调停其说。）虽云枝叶扶疏，实亦波澜莫二。是以文侯贵显，能言大学明堂；蒙吏荒唐，解道《诗》、《书》、《礼》、《乐》。秦廷议礼，援天子七庙之文；（见《秦始皇本纪》。）《汲冢》纪年，仿《春秋》一王之法。良田祖龙肆虐，博士尚守遗书；获麟成编，西河能传旧史。当时环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岖戎马之间，展转纵横之际，惜年代绵邈，姓氏湮沦；如《公羊》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人，《榖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独抱遗经，有功后学者。 　　墨子之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其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留遗，并非尼山手订。引《书》间出百篇之外，引《诗》或在三千之中，但可胪为异闻，不当执证经义。万章之问井廪，难补《舜典》逸文；郑君之注南风，不取《尸子》杂说。诬伊尹以婴戮，据周公之出奔，疑皆处士横议之词，流俗传闻之训。虽《魏史》出安釐之世，蒙恬见未焚之书，而义异常经，说难凭信。此其授受，本别参商；惜乎辞辟，未经邹孟。宜有别裁之识，乃无泥古之讥。（《竹书》所云：尧幽囚，益干启位，太申杀伊尹，与咸邱蒙之说何异？蒙恬言周公奔楚；亦战国人之说。恬非经师，虽古，不足信也。） 　　秦政晚谬，乃致燔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而叔孙生、伏生皆博士故宫，杜田生、申公亦先朝旧学；摭拾秦灰之后，宝藏汉壁之先；岂但礼器归陈，弦歌怀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悯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案歆欲兴古文，故极诋今学，所说不无过当，而亦可见汉初传经之苦心。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律论也。《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而《史记》称《系辞》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丧服传》，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易》之《系辞》即卦爻辞；今之《系辞》乃《系辞》传，盖商瞿诸人所作，故其中明引子曰。《释文》，王肃本有传字。《史记》引《系辞》，谓之《易大传》。） 　　●三、经学昌明时代 　　《史记 儒林传》曰：“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申公传曰：“申公者，鲁人也。……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辕固生传曰：“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韩婴传曰：“韩生者，燕人生。孝文帝时，为博士。……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其归一也。……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传言《诗》，止有鲁、齐、韩三家，而无《毛诗》。伏生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传言《尚书》，止有伏生；虽乃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国作传。高堂生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传言《礼》，止有《仪礼》，而无周官。田何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传言《易》，止有杨何，而无费氏古文。董仲舒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传曰：“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为《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榖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传言《春秋》，唯《公羊董》、胡二家；略及《榖梁》，而不言左氏。史迁当时盖未有《毛诗》、《古文尚书》、《周官》、《左氏》诸古文家也。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 　　《困学纪闻》“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诗》一经矣。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经学一大事，而《史记》不载；但云：“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史称之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方苞谓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诱以利禄，儒之途通而其道亡。案方氏持论虽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师，如汉武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已属旷世一见之事。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人才之法，至此一变，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礼》、《易》、《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韩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诗》分立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博士；《礼》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严、颜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儒林传》明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是汉时《毛诗》不立学。《日知录》以为衍一“毛”字，考订甚确。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而诸家中，惟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书》传于伏生，伏生传欧阳，立欧阳已足矣。二夏侯出张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学同，不必别立；其学不同，是背师说，尤不应别立也。试举《书》之二事证之。伏生《大传》以大麓为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记》以为山林，用欧阳说；《汉书于定国传》以为大录，用大夏侯说，是大夏侯背师说矣。伏生《大传》以孟侯为迎侯，《白虎通 朝聘篇》用之；而《汉书 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用小夏侯说，是小夏侯背师说矣。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从之受学，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大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大夏侯又求异于欧阳，不守师传，法当严禁，而反为之分立博士，非所谓“大道多歧亡羊”者乎？《史记》云：“言《易》者本于杨何。”立《易》，杨已足矣；施、孟、梁丘师田王孙，三人学同，何分颛门；学如不同，必有背师说者。乃明知孟喜改师法，不用，后又为立博士，此何说也。京房受《易》焦延寿而讬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为非，而亦为立博士，又何说也。施、孟、梁丘，今不可考；惟京氏犹存其略。飞伏、世应，多近术数，是皆立所不当立者。二戴、严、颜不当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榖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废也，宁过而存之。”《汉书儒林传》赞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案二说于汉立博士，叙述略同，施、孟、梁丘先后少异，刘歆欲立古文诸经，故以增置博士为例。然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少深虑。范升谓：“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据范氏说，可见汉时之争请立学者，所见甚陋，各怀其私。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有深虑者，当豫绝其萌，而不可轻开其端矣。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王莽、刘歆所为，尤不足论。光武兴，皆罢之。此数经，终汉世不立。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后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如赵氏言，则汉初四经已立学矣。后世以此四经并列为十三经，或即赵氏之言启之。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说，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 　　刘歆《移博士书》又曰：“鲁共王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而诋博士“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案此乃前汉经师不信古文之明证也。以《尚书》为备，即王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疑北字误）斗与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尚书》百篇，其序略见《史记》；伏生传篇止二十九，汉人以为即此已足，故有配斗与二十八宿之说。若《逸书》十六篇，其目见于马、郑所传，绝无师说。马、郑本出杜林，未知即刘歆所云孔壁古文否。伪孔篇目，与马、、郑又不符，其伪更不待辨。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是也。（《释文序录》，左丘明作传授曾申，递传至张苍、贾谊，传授如此分明，何得谓相传无人。而范升云云，足见《序录》乃后出之说，汉人所未见也。）《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歆传，刘歆以前，《左氏》传文本不解经，故博士以为《左氏》不传《春秋》。近人刘逢禄以为《左氏》凡例书法皆刘歆窜入者，由《史》、《汉》之说推之也。《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据此，则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并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志》于《礼》但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当作十七篇，即今《仪礼》。）《记》百三十一篇，无《礼记》；而今之《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志》云《礼记》，即《礼古经》与《记》。《仪礼》有今古文之别；郑注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郑以《古论语》校《鲁论》，见《经典释文》，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孝经》古孔氏，许慎尝遣子冲上《说文》，并上其古文说。桓谭《新论》以为今异者四百余字。其书亡不可考。隋刘炫伪作《古文孝经》，唐、宋人多惑之。浅人但见古文二字，即为所震，不敢置议，不知前汉经师并不信古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