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
《元史》辽金元之乱，乃古今一大变，当时中国冠裳沦胥已久，不复知其非，此风传至今日，士大夫间亦有以其统为正者，可慨也。宜将辽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删正。至于宋以后《通鉴》，当明示元为变统，此关系世教不小。
两汉偶读史，见西汉之君所行政事，大非东汉所及。然西汉之末，王莽容易窃之，海内帖服。而东汉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汉鼎，天下卒至三分，犹有蜀汉延不绝之绪。盖东汉之乱，乱在天下，而腹心尚好，朝廷纪纲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汉则奸邪在内，播弄已久，朝廷之间，纪纲凌夷，中正凋丧，所以不同。可见人腹心有病，强不足恃，腹心无病，虽弱可以少延也。
七国宋人论文帝不除七国为是，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国，汉卒以安。然使七国尚存，则王莽所不能篡汉。天下事变之事，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贵溪分宜亟进者必速败，贵溪相以之。多藏者必厚亡，分宜相以之。
易传孝经《程氏易传》，当与朱子本义并行，《孝经》当以试士。
王文正宋王文正相业，器局宽平广大，处事详审精密，可为相天下之法。
难易韩范富欧功名满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谓似难而易。陶渊明、刘静修皆身不与事，然而明光日月，所谓似易而难。
太史公司马迁文字，真是千古绝伦，今二千年，文字家极力模拟，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为工，至其结构变化之神巧处，瞠乎不能及也，岂但文字？至其议论之精妙，如礼书等语，几于见道者。
韩昌黎世人云：韩昌黎谏佛骨，却与大颠厚，是两截人。余意不然，此正是韩公好处。佛家道理，自家留意，以为清静间适之资，有何不可？至于扶持世教，却分毫不容假借。如宋之东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张商英之徒，皆深于禅者，只是用以调适心性，游戏笔墨。及观其立朝大节，垂世之文，何尝拘拘于禅？我朝之儒，却不把禅理体炤身心，而公然剽其言以立论垂教，自谓前圣之所未发，不知其为圣门之罪人，盖前代所未有也。
申韩太史公说申韩原道德之意，此语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韩之重名法，迹若相悬远。然《老子》云：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夫吾人之所以敦崇伦理，和洽事物者，惟颜有仁义存耳。《老子》却以为粗，只说个虚，却把伦理事物都看轻了，所以其流之弊，与惨刻刑名家无异，道德者弃仁义而不用。申韩者背仁义而为用，此所以迹异而其归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义，所以为中正之道也。
真宗王旦余尝论真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贤相，然天书事不免于訾议。愚意宋承五代后，五代之君率一二传即易，宋到真宗时，亦先朝鼎革之会，天下豪杰未必不兴凯觎。此时契丹甚盛，亦安保无睥睨中国意？故假天书以示眷祜之意，所以内安人心，外警夷心。当时大臣之计，必出于此，有不可对人言及形之史册者，余窥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天文天去地甚远，今于河南交广地方，立表测景于天，上部分相去不过咫尺，而地之相去已千万里矣。就使通算九州四夷之地，不过一二万里，所占天上部分亦不多。天极之大，所包罗者宜不止今之华夷，如邹衍所谓更有九州之说，似不虚妄。然以今之九州，符合天之七政，二十八宿，各有缠次分野，又若天之广大，只为今中国何也？
议论自洪荒以来，世变日异，议论纷纷，何时而定？常见持国者，好以己意见责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许异同，予以为正不必如此。要合众长毕集，归于适治而已。辟之饮食，或烹熬之，或裁割之，成调和之，同归于适口，若以水济水，谁能尝之乎？
阴德古人云：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夫曰阴德，曰冥冥，以人不知也。若使人知之，则为阳德矣。
化书齐丘化书曰：悭贪者化为狗，暴勇者化为虎。虽然身未迁谢，业已成行矣。此言可念。
科目古之选举专论行，今之进士专论文，似相背驰，然古以行举者未必便保其终如兹。科目虽以文进，而进上一科，尤为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顾科名，爱惜行检，不敢为非。是励行崇化之道，实默寓其间，与古之辟举，盖异辙而同途矣。
相权本朝置相，不与以相权，匪独以消专私之弊，其实保全人才甚多。在汉唐宋诛戮贬窜，何时不有？我朝独少，正以其权不在耳。近代一二懵者，盖不知避权，而更欲居之，宜其及矣。
房杜文章世称房杜无文章，非无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与文士斗巧耳。
吏才欧阳公曰：凡治人不问吏才能否，设施如何，但民称便，即是良吏。识者以为知言。
相道论相道当以持重安静为先，盖天下大器也，君相共守此大器者也。辟如有一鼎安顿座上，其倾倒破壤之者，此乃奸邪误国之流。无论已有一人焉，自恃其才勇，将此重器，举挈往来，仍复安故处，徒自矜耀，于鼎何益？幸而不壤，万一误跌，其罪莫赎，此以天下为嬉者也。有一人焉，不轻动摇其器，但时时支拄拂拭其污，虽无举挈往来之才名，而器得安静，其功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