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子藏 / 杂论-270部 /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时之书，惜多散失。传于今者，惟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则以《序卦》、《杂卦》为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于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则以为伏羲重卦，又以为神农，以为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外无师传矣。其引《书》义，以大麓为山麓，旋机玉衡为北斗，文祖为尧太祖，丹朱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实为衍文，《般庚》作于小辛之时，《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为居摄时作，《金縢》在周公薨后，《文侯之命》乃命晋重，鲁公《费誓》初代守国。凡此故实，具有明征，则后人臆解《尚书》，变乱事实者，皆非矣。云“《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则朱子以为淫人自言，王柏以为杂有郑、卫者，非矣。既云“《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本《鲁诗》，以《关雎》、《鹿鸣》为陈古刺今，则毛、郑以下皆以《关雎》属文王，又以为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颂》”，则毛、郑以为正考父得《商颂》于周太师，非矣。云“《春秋》笔削，子夏不能赞一辞”，则杜预以为“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于后别出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则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尝口受传指，荀崧以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亲受者，非矣。荀悦《申鉴》曰：“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左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夫鲁《春秋》即孟子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而杜预据此孤证，遂以传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如此，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献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刘知几《史通惑经》、《申左》极诋《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详。非圣无法，并由此等谬说启之。孔疏云：“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此，则杜预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陆淳曰：“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駮难极明，杜之谬说不待辨矣。若《易》象则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辞，故曰“《易》历三圣。”而郑众、贾逵、马融等皆以为周公作《爻辞》，或亦据韩宣子之说，与《易》历三圣不合矣。刘歆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一书遂巍然为古文大宗，与今文抗衡；周公亦遂与孔子抗衡，且驾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六经皆孔子手订，无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笔，自孟子及两汉诸儒，皆无异辞。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引孔子其义窃取之言，继舜、禹、汤、文、武、� ��公之后；足见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尊孔子者，必遵前汉最初之古义，勿惑于后起之歧说。与其信杜预之言，降孔子于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继禹、周公之功也。 　　●四、经学极盛时代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后汉桓氏代为师傅；杨氏世作三公。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昭帝增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乙丙科，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后世生员科举之法，实本于此。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经学所以极盛者，又其一。 　　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已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经之效，已有明征。若能举太平之义、大同之象而实行之，不益见玄圣缀学立制真神明之式哉？此顾炎武所云“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 　　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遗意。此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近西法入中国，日食、星变皆可豫测，信之者以为不应附会灾祥。然则，孔子《春秋》所书日食、星变，岂无意乎？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 　　汉儒言灾异，实有征验。如昌邑王时，夏侯胜以为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而应在霍光。昭帝时，眭孟以为有匹夫为天子者，而应在宣帝。成帝时，夏贺良以为汉有再受命之祥，而应在光武。王莽时谶云：“刘秀当为天子”，尤为显证。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此兴《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光武非愚闇妄信者，实以身试有验之故。天人本不相远，至诚可以前知。解此，则不必非光武，亦不必非董、刘、何、郑矣。且纬与谶有别。孔颖达以为“纬候之书，伪起哀、平”。其实不然。《史记赵世家》云：“秦谶于是出。”《秦本纪》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皆谶文。图谶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谶文牵合经义。其合于经义者近纯，其涉于谶文者多駮。故纬，纯駮互见，未可一概诋之。其中多汉儒说经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纬》，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云云出《乐纬》；后世解经，不能不引。三纲大义，名教所尊，而经无明文，出《礼纬含文嘉》。马融注《论语》引之，朱子注亦引之，岂得谓纬书皆邪说乎？欧阳修不信祥异，请删五经注疏所引谶纬；幸当时无从其说者。从其说，将使注疏无完书。其后魏了翁编《五经要义》，略同欧阳之说，多去实证而取空言。当时若删注疏，其去取必如《五经要义》，浮词无实，古义尽亡；即惠、戴诸公起于国朝，亦难乎其为力矣。 　　观汉世经学之盛衰而有感焉。《后汉书儒林传》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案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至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顺帝更修黉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古来太学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而范蔚宗论之曰：“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是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术不重，而人才徒侈其众多；实学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极盛。于是游谈起太学，而党祸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观汉之所以盛与所以衰，皆由经学之盛衰为之枢纽。然则，立学必先尊经；不尊经者，必多流弊。后世之立学者可以鉴矣。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后世右文之主，不过与其臣宴饮赋诗，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讲经议礼者。惟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石渠议奏》今亡，仅略见于杜佑《通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国朝陈立为作《疏证》，治今学者当奉为瑰宝矣。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榖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蔡邕自书丹，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则焉。尤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见汉时经文。惜六朝以后，渐散亡，仅存一千九百余字于宋洪氏《隶释》。有《鲁诗》、小夏侯《尚书》、《仪礼》、《公羊春秋》、《鲁论语》，盖合《易》为六经。而五经外增《论语》，《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立学官本如此。宋蓬莱阁刻石又坏；今江西南昌、浙江绍兴两府学重刻，止有六百七十五字，与世传古文经字多不同。汉石经是隶书，非魏三体石经；是立于太学门外，非鸿都门。前人说者多误，详见杭世骏《石经考异》、冯登府《石经补考》。 　　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案王仲任以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此用《公羊春秋》说也。《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史晨碑》云：“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欧阳修以汉儒为狭陋，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圣经本为后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汉制作，固无不可。且在汉当言汉；推崇当代，即以推崇先圣。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公之言何拘阂之甚乎！汉经学所以盛，正以圣经为汉制作，故得人主尊崇。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实圣经通行万世之公理。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词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然观《左氏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云：“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欲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说耳。”据疏，是后汉尚谶记；不引谶记，人不尊经。而《左氏》家增窜传文，《公羊》家但存其说于注，则《公羊》家引谶之罪视《左氏》家当未减矣。 　　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汉匡、张、孔、马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逸民，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后汉三公，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诸人，守正不阿，视前汉匡、张、孔、马大有薰莸之别。《儒林传》中所载如戴凭、孙期、宋登、杨伦、伏恭等，立身皆有可观。范蔚宗论之，以为：“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然则，国家尊经重学，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无识者以为经学无益而欲去之，观于后汉之时，当不至如秦王谓儒无益人国矣。 　　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后汉则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榖梁》、《左氏春秋》；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又撰《礼内外说》。何休精研六经，许慎五经无双，蔡玄学通五经。此其盛于前汉者一也。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艺文志》所载者，说各止一二篇，惟《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为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载。韩婴作《内外传》数万言，今存《外传》。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今无传者。后汉则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作《易说》及《诗解》，又撰《礼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余万言。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程曾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诂》，又训注《孝经》、《论语》，以《春秋》駮汉事六百余条，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许慎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贾逵集《古文尚书同异》三卷，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此其盛于前汉者二也。风气益开，性灵渐启；其过于前人之质朴而更加恢张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质朴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至郑君出而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汉书 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案经学之盛，由于禄利，孟坚一语道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禄利而翕然从之者。汉遵《王制》之法，以经术造士，视唐、宋科举尚文辞者为远胜矣。大师众至千余人，前汉末已称盛；而《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余人，比前汉为尤盛。所以如此盛者，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负笈雲集，职此之由。至一师能教千万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有如郑康成在马季长门下，三年不得见者；则著录之人不必皆亲受业之人矣。 　　孟坚云“大师众至千余人”，学诚盛矣；“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学者不可以不察也。孟坚于《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案两汉经学盛衰之故，孟坚数语尽之。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诟病，而学衰。汉初申公《诗》训，疑者弗传；丁将军《易》说，仅举大谊；正所谓存大体、玩经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离，渐成无用之学，岂不惜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至二三万言，皆指秦恭言之。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汉书》云：“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近君是一人，其学出小夏侯。小夏侯师事夏侯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夏侯胜讥其破碎。是小夏侯本碎义逃难之学；恭增师法，益以支蔓。故愚以为如小夏侯者，皆不当立学也。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施、孟、梁丘已不必分，况张、彭、翟、白以下乎！《后汉书儒林传》云：“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宦者蔡伦传》云：“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校雠家法。”是博士各守家法也。《质帝纪》云：“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是明经必守家法也。《左雄传》云：雄上言郡国所举孝廉，请皆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注曰：“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是孝廉必守家法也。《徐防传》，防上疏云：“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汉时不修家法之戒，盖极严矣。然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雲礽旷远，渐忘其祖。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 　　凡事有见为极盛，实则盛极而衰象见者，如后汉师法之下复分家法，今文之外别立古文，似乎广学甄微，大有裨于经义；实则矜奇炫博，大为经义之蠹。师说下复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也。”今文外别立古文，此范升所谓“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也。”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若必各务创获，苟异先儒；骋怪奇以钓名，恣穿凿以标异，是乃决科之法，发策之文；侮慢圣言，乖违经义。后人说经，多中此弊；汉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为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 　　●五、经学中衰时代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扞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然而木铎行教，卒入河海而逃；兰陵传经，无救焚坑之祸；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则风俗之流弊。”鱼豢《魏略》以董迈、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为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阅之悚然。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范蔚宗论郑君“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郑君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駮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案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邱《易》又亡，无以考其同异。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所谓郑学盛而汉学衰者；汉经学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说，远有师承；刘歆创通古文，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推衍其说，已与今学分门角立矣。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传》，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若尽如此分别，则传至后世，今古文不杂厕，开卷可了然矣。郑君先通今文，后通古文。其传曰：“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案京氏《易》、《公羊春秋》为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为古文。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重以鼎足分争，经籍道息。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故经学至郑君一变。 　　事有不可一概论者，非通观古今，不能定也。《毛诗》、《左传》乃汉时不立学之书，而后世不可少；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本李兆洛说）而后世尤不可无。汉时《诗》有鲁、齐、韩三家，《春秋》有《公》、《榖》二传。《毛诗》、《左传》不立学无害；且不立学，而三家二传更不至淆杂也。汉后三家尽亡，二传殆绝，若无《毛诗》、《左传》，学者治《诗》、《春秋》，更无所凭依矣。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郑君从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传云：“齐、鲁间宗之”；非但齐、鲁间宗之，传列郗虑等五人，《郑志》、《郑记》有赵商等十六人。《三国志姜维传》云：“好郑氏学”，不知其何所受。昭烈帝尝自言周旋郑康成间，盖郑君避地徐州，时昭烈为徐州牧，尝以师礼事之。然则，蜀汉君臣亦郑学支裔矣。有与郑君同时而学不尽同者：荀爽、虞翻并作《易注》；荀用费《易》，虞用孟《易》，今略存于李鼎祚《集解》中。虞尝駮郑《尚书注》，又以《郑易注》为不得。王粲亦駮郑，而其说不传。有视郑稍后而学不尽同者：王弼《易注》，尽扫象数，虽亦用费《易》，而说解不同。故李鼎祚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何晏《论语集解》虽采郑注，而不尽主郑。若王肃尤显与为敌者。 　　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贾逵、马融皆古文学，乃郑学所自出。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駮郑，或以今文说駮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駮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书，以互相证明；讬于孔子及孔氏子孙，使其徒孔衍为之证。不思《史》、《汉》皆云安国早卒，不云有所撰述；伪作三书，已与《史》、《汉》不合矣。而《家语》、《孔丛子》二书，取郊庙大典礼两汉今古文家所聚讼不决者，尽讬于孔子之言，以为定论。不思汉儒议礼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可据依。故石渠、虎观，天子称制临决。若有孔子明文可据，群言淆乱折诸圣，尚安用此纷纷为哉！肃作《圣证论》，以讥短郑君；盖自谓取证于圣人之言；《家语》一书，是其根据。其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皆牵引攻郑之语，适自发其作伪之覆。当时郑学之徒皆云“《家语》，王肃增加。”或云王肃所作。是肃所谓圣证，人皆知其不出于圣人矣。孙志祖《家语疏证》已明著其伪。 　　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歆，楚元王之后；其父向，极言刘氏、王氏不并立。歆党王莽篡汉，于汉为不忠，于父为不孝。肃父朗，汉会稽太守，为孙策虏，复归曹操，为魏三公。肃女适司马昭，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而歆创立古文诸经，汨乱今文师法；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氏学亦为所乱。歆之学行于王莽；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学官。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其时孔晁、孙毓等申王駮郑，孙炎、马昭等又主郑攻王，齗齗于郑、王两家之是非，而两汉颛门无复过问。重以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榖》虽在若亡。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置郑《易》、《仪礼》及《春秋公羊》、《榖梁》博士各一人，时以为《榖梁》肤浅不足立。王敦之难，复不果行。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榖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而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孔《传》多同王肃，孔《疏》已有此疑；宋吴棫与朱子及近人阎若璩、惠栋历诋其失，以为伪作；丁晏《尚书馀论》，考定其书实出王肃。据《晋书 荀崧传》，崧疏称武帝时置博士，已有孔氏，是晋初已立学。永嘉之乱亡失，东晋时梅颐复献之，非梅颐伪作也。王弼、何晏祖尚玄虚，范宁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故宋赵师秀云：“辅嗣《易》行无汉学。”何晏《论语集解》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如“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孔注“鄹，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不自称几世祖，此大可疑者。丁晏谓孔注亦王肃伪作。杜预《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谅闇短丧，倡为邪说。《释例》于“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一条，亟扬其波。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焦循论预背父党篡之罪，谓为司马氏饰，其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范宁《榖梁集解》，虽存《榖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宋人谓其最公。此与宋人门径合耳；若汉时，三传各守颛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郭璞《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余萧客谓为攘善无耻。此皆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