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长短经》二）
（以上《长短经》二）公子曰：“诸葛亮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敌者乎？”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忽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於李胜，委鞫狱於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公子曰：“晋景、文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先生曰：“景帝少有名节，见重当时。所以何平叔云：‘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元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往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以见其英图矣。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震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於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纂位，聪明夙智，朝野欣欣，方之文武，不能竭忠叶赞，拟迹伊周，遂乃伪杀彦士（高贵乡公字），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先生曰：“武帝平一天下，谁曰不然，至於创业垂统，其道则阙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经之以仁义，纬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贻厥子孙，一言一行，以为轨范，垂之万代，为不可易。武帝平吴之後，怠於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内宠，用冯ヨ之谗言，拒和峤之正谏，智士永叹，有识寒心。以此国风，传之庸子，遂使坟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灭，县宇星分，何曾之言，於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远乎？”公子曰：“晋惠之时，张华、裴尽忠王室，扶颠救危，犹足南面，何以坐视其弊危而不救焉？”先生曰：“晋自太康之末，风教凌迟，俗浇薄为日久矣。况惠帝禀质下愚，贾后天性凶狡，以凶狡之性，役下愚之质，犹纵烈火而燎於原野。自杨骏灭後，诛戮相继，八王力争，戎狄窥觎，颓纲漏网，一时崩溃，非命代英雄，不能正也。张、裴儒雅，安足用之？”公子曰：“中宗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俱为中兴之主，比於前代，功德云何？”先生曰：“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闻，及建策南渡，兴亡继绝，委任宏茂，抚绥新旧，故能嗣晋配天，良有以也。然仁恕为怀，刚毅情少，是以王敦纵暴，几危社稷，蹙国舒祸，其周平之匹乎？”公子曰：“东晋自元帝已下，何为贤主？”先生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磐石之宗，居上流之地，负才矜地，志怀冲问鼎，非明帝之雄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於他族矣。若使降年永久，佐任群贤，因、涧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兴复中原，不难图也。”公子曰：“中兴之政，咸归大臣，唯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疆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先生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栋梁已挠，殷王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沉晏，卒致倾覆，比踪前哲，其何远乎？”公子曰：“谢安为相，可与何人为比？”先生曰：“昔顾雍领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故前代称其贤也。夫以东晋衰微，江左凋弊，戎狄交侵，疆场日骇，况永固（符坚）英主，亲率百万，符融名将，执锐前驱。厉窦衡之觜距，骋张蚝之锋锷，先筑宾馆，以待晋居，强弱而论，虽鸿毛太山，不足为喻。文静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元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巳在於胸中矣。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哉！若论其度量，迫古以来，未见其匹。惜哉不与八元三杰，齐衡接轸，骧首太阶，赞升平之业矣。
公子曰：“桓元聪明有夙智，奇才远略，亦一代之异人，而遂至灭亡，运祚不终，何也？”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远，虚己应物，覆载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室衰乱，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时篡夺，安德治人无闻焉。以侥幸之才，逢神武之运，至於夷灭，固其宜也。”（以上《通历》四）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元，再兴晋室，方於前代，孰可比伦？”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於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馀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围，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於庸蜀，擒姚泓於崤函，克慕容超於青州，枭卢循於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公子曰：“宋文宽明之君，享国长久，弑逆之祸，为何所由？”善而无报，岂非命也。”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後为善。文帝沈吟於废立之际，沦溺於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公子曰：“孝武、明帝，二人孰贤？”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缄滕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公子曰：“齐建元、永明之间，号为治代，诚有之乎？”先生曰：“齐高创业之主，知稼穑之艰难，且立身俭素，深知理道，践位已来，务存简约。武帝即留意後庭，雕饰过度，然委任王俭，宪章攸出，礼乐之盛，咸称永明，宰相得人，斯为美矣。”公子曰：“齐明帝爰自藩枝，遂居南面，为时来之运，历数斯在，为人愿所及，负而趋乎？”先生曰：“《左传》云：天生季氏，以贰鲁侯，时命所锺，为日久矣。高武诸子，跗萼相辉，皆处藩，并分茅社，宗枝磐石，非无秀令。明帝猜忌之心，虑在身後，诛惭吞噬，兰艾同焚。委重东昏，冀延七百，与夫宋之孝武，异代同规，岂知亡秦者胡，非曰人事。宝卷之字，冥数己彰，斯荩假手埽除，以为後代熔范者也。”公子曰：“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後非一，或身被杀戮，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者哉！”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岂天性哉，荩人事也。唯上智与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驯习。自宋齐己来，东宫师傅，备员而懒惰，贵贱礼乐（一作“礼隔”），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善乎哉，贾生之言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又置三少，曰少师、少保、少傅，是与太子□者也。故以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其恶行，选天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翊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生乃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语。秦使赵高傅胡亥，教之讼狱，所习者无非斩劓肘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如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恶性哉，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故选左右弼教之最急。此五君者，禀中庸之性（一曰“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不肖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以上《通历》六）公子曰：“梁武帝夷凶剪暴，克成帝业，南面君临，五十馀载，荩有文武之道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