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之支有四，曰《诗集》，曰《总集》，曰《诗文评》，曰《词》
《集》之支有四，曰《诗集》，曰《总集》，曰《诗文评》，曰《词》。
其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如五经并为一，而字学、韵书、小学乃岐而三。纪传、编年、杂史之类并为一，而器用、食经之类乃多立子目。儒家、道家、纵横家并为一，而墨家、杂家、农家、兵家以下乃又缕析诸名。皆离合未当。又如书法、数书本艺术，而入《经》。种艺、豢养本农家，而入《史》。皆配隶无绪。至於《朱子家礼》入《礼乐》，而《司马氏书仪》、《韩氏家祭礼》则入《史》。吾衍《续古篆韵》入《字书》，而夏竦《古文四声韵》则入《韵书》。以至《北梦琐言》本小说，而入《史》。《元经》本编年，《碧鸡漫志》本词品。而皆入《子》。编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於考证不甚留意。如《韵略》、《易通》至谬之本，而以为心目了然。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而以为篆籀特全。《臞仙史略》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诬妄无据，而以为修《元史》者见不及此。《了证歌》称杜光庭，《太素脉法》称空峒仙翁，本皆伪托，而以为实然。《玄珠密语》最为妄诞，而以为申《素问》六气之隐奥。李商隐《留赠畏之诗》后二首，本为误失原题，而强生曲解。《声画集》本孙绍远撰，而以为无名氏。《岁寒堂诗话》本张戒撰，而以为赵戒。魏校六书精蕴最穿凿，而谓徐官音释六书之学极佳。《四声等子》与刘鉴《切韵指南》异同不一，而以为即一书。古三坟书及东家杂记之琴歌，伪托显然，而依违不断。萧常续《后汉书》正《三国志》之误，而大以为非。王弼注《老子》，世有刻本，而以为不传。庞安常《圣散子方》，宋人已力辨苏轼之误信，而复称道其说。屈原赋、宋玉赋，《汉艺文志》有明文，而斥钱杲之谓《离骚》为赋之非。
欧阳詹赠妓诗真迹，至邵伯温时犹在，而以为寄怀隐士之作。皆不为确论。然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但以版本而论，亦可谓之赏鉴家矣。
△《述古堂书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钱曾撰。曾此编乃其藏书总目。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较《读书敏求记》更无条理。如杨伯岩《九经补韵》乃摭九经之字以补《礼部韵略》，非九经音释，而列之於《经》。《玉篇》、《龙龛手镜》、《篇海》从古正文，皆字书也，而列之《韵学》。《啸堂集古录》乃博古图之类，而列之《六书》。《东观馀论》乃杂编题跋，《宝章待访录》乃蒐求书画，而列之於《金石》。《班马异同》、《两汉刊误补遗》、《后汉书年表》乃正史之支流，《两汉博闻》乃类书，《唐阙史》乃小说，而列之《杂史》。
《资治通鉴》入《正史》，而所谓《编年》一门乃收甲子纪元之类。《政和五礼新仪》入《礼乐》，而《大金集礼》入《政刑》。《五木经》李翱所作，本为博戏，《禁扁》王士点所作，杂记宫殿，而均入之《营造》。《东国史略》之类入《外夷》，而《高丽图经》、《真腊风土记》、《安南志略》、《越峤书》、《西洋番国志》又入《别志》。《澉水志》本地里，而入之於《掌故》。《释名》本小学，而入之《杂子》。《伯牙琴》本别集，《入蜀记》本传记，而入之《小说》。《土牛经》本五行，而入之《鸟兽》。《帝范》唐太宗作，而入之《疏谏》。
《容斋五笔》本说部，《群书归正集》本儒家，《沧海遗珠》本总集，而入之《类书》。《诗律武库》本类书，《沧浪吟卷》本别集，而入之《诗话》。《文章轨范》本总集，而入之《诗文评》。大抵但循名目，不检本书。郑樵所讥以《树萱录》入农家者，殆於近之。至於以汪藻《浮溪文粹》为汪应辰，以王焘《外台秘要》为林亿，撰人乖舛者，尤不可以毛举。曾号多见古书，而荒谬至此，真不可解之事矣。
△《读书蕞残》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国朝王钺撰。钺有《粤游日记》，已著录。是书旧题长洲顾嗣立、大兴王兆符合编。前一卷皆跋《汉魏丛书》，后二卷皆跋《说郛》。别有刊本在《任菴五书》中。以前一卷自为一书，题曰《墨馀笔记》。后二卷则仍名《读书蕞残》。
而删其每书之标目，颇愦愦不可辨别。此盖其原本也。
△《别本读书蕞残》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王钺撰。所跋《汉魏丛书》，於真伪多不能辨别。如跋《易林》谓焦延寿《易》得之孟喜，不知刘向记施雠证延寿妄言事。谓《汉武内传》出班固，不知晁公武所记本无撰人。《秘辛》不知出杨慎，《续齐谐记》不知续东阳无疑，谓古无其书，特借庄周之文。《西京杂记》不知出吴均。率袭舛因讹，无所订正。
其品评诸书，谓《白虎通》为文情诡激，时出快语。谓《独断》为奇情快笔之类，尤与其书全不相似。惟辨《吴越春秋》及《天禄阁外史》二条，差有考证尔。
△《明艺文志》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国朝尤侗撰。侗字展成，号悔菴，又称艮斋，又号西堂，长洲人。由拔贡生任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侍讲。是编即其初入翰林纂修《明史》之志稿也。凡《易类》二百六十八部，《书类》一百五部，《诗类》九十部，《礼类》一百六十一部，《乐类》八十四部，《春秋类》一百五十七部，《孝经类》三十部，《诸经类》八十二部，《四书类》一百七十七部，《小学类》一百八十三部，《正史类》四百七十一部，《稗史类》一百十部，《传纪类》二百五十部，《典故类》二百四十六部，《地理类》五百九十一部，《谱系类》一百四部，《儒家类》五百十一部，《道家类》一百十部，《释家类》二百二十部，《农家类》八十七部，《法家类》五十一部，《兵家类》六十六部，《小说类》三百七十一部，《五行类》八十二部，《艺术类》二百十三部，《奏议类》二百九十八部，《诗文类》一千六百四十五部，《选纂类》三百七十八部。
所摭拾既多挂漏，又往往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其例惟载有明一代著作，而前史所载则不录，盖用刘知几之说。然如朱鉴《朱子易说》、薛季宣《书古文训》（案原本作薛士龙，即季宣之字也）、郑敷文《书说》、段昌武《毛诗集解》、张虙《月令解》、傅崧卿《夏小正解》、余允文《尊孟辨》、杨伯嵒《九经韵补》（案原本误作杨嵒，盖偶脱一字）、徐子光《蒙求补注》、胡舜陟《孔子编年》、陈埴《木钟集》（案原本误作陈植）、邱濬《牡丹荣辱志》（案此邱濬与明大学士邱濬同姓名，故侗误以为明人）、陈思《海棠谱》、庞元英《谈薮》、陈郁《藏一话腴》、陈应行《吟窗杂录》、潘用牧《记纂渊海》、萧恭文《锦绣万花谷》、章如愚《山堂考索》，皆灼然宋人。朱公迁《诗传疏义》、《四书通旨》，史伯璿《四书管窥》，毛应龙《周礼集传》，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陆辅之《吴中旧事》、王惲《中堂纪事》、《玉堂嘉话》、潘昂霄《河源志》（案原本谀作潘昂），王桢《农书》，张养浩《三事忠告》，盛如梓《老学丛谈》，李冶《测圆海镜》，危亦林《得效方》，范梈《木天禁语》，以及周伯琦、杨允孚、李存、吴海、陈基诸集，皆灼然元人。甚至袁昂《书评》收及南齐之人，而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为黄省曾所刻，《管子》、《韩子》为赵用贤所刻，皆但有刊版之功，并无注书之事。而以为黄省曾《两汉纪》，赵用贤《管子》、《韩子》。是某人所刊，即署某人，恐有明一代之书版，志不胜收矣。诸史之志，惟《宋史》芜杂荒谬，不足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