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
至於《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而谆复不休，适伤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
△《半窗史略》四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龙体刚撰。体刚号铁芝，永新人。是编辑历朝史事，各撰为歌，每歌缀以略言。其三十八卷以前，则起上古以讫於明。其三十九卷至四十二卷，则分《乾象》、《坤舆》、《官制》、《经史》等七类，而撮其要以隶之。亦课蒙之本，无关考据也。
△《晋记》六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郭伦撰。伦字凝初，号酉山，萧山人，乾隆丙子举人。是书前有伦《自序》，称读《晋书荀勖传》，至“高贵乡公欲为变”一语，以为大悖於理。又如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诸《本纪》。孙旂、牵秀，助乱之徒，乃与缪播、阎鼎同列。《贾充姚苌传》述鬼神事，竟如优俳。诸国《载记》，不年不月，复杂而无章。谯登、许肃之忠义，阙而不载。潘岳诸人之文，无关治乱，乃皆胪之本传。其间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祐、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之谟猷，以及刘、石诸人之雄武，而本传芜冗，曾不足发其不可磨灭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马氏所以乱亡，而缕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瞀乱。
因重为刊定，勒成此编。其中唯诸《志》稍有可观，悉仍旧贯，其馀皆删其冗琐，更易旧文。为《世系》一、《本纪》三、《内纪》一、《志》八、《列传》四十一、《十六国录》十四，积十五年乃成。较原本颇明简。然亦有体例未善者。如司马懿父子改为《世系》是已。至於《吕后本纪》见於《史记》，实以临朝。范史沿流，已失编年之本义。伦改《传》为《纪》，於例殊乖。《平吴功臣》，别立名目，史家亦无此法。推其根据，盖袭《史记高祖功臣》。然彼自《表》例，非《传》例也。《五行志》散入《本纪》，固足破附会之论。若删除《列女》，使因事附见於诸传。设如陶婴之类，黄鹄不双，既与时事无关，又无族属可系者，将竟遗之乎。阮籍虽未仕晋，然劝进一笺，本集具载。此其意存党篡，百喙无词。
自当以徐昂发《畏垒笔记》所论为是，载之《晋史》，所以诛心。乃附之《阮咸传》中，俾与陶潜称晋为一例，非至公也。桓温虽未亲篡，而跋扈不臣，至擅废立。其先导桓玄，何啻曹操之开曹丕。律以无将之义，书叛何词。伦故未减之，亦为好持异论。他如史家之难，莫过《表》、《志》。《晋书》既不立《表》，自宜补作。诸《志》漏略颇多，《地理》尤无端绪，亦急宜掇拾放逸，为之葺完，乃惮於改作，竟仍其旧，是亦未免因陋就简者矣。
△《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前列诸帝统系图，后为辽、金二表。俱系年於上，而以诸臣名爵纬列其下。大抵据二史《本纪》所载命官年月，编次成书。但取便检寻，无所考订。
──右“别史类”三十六部、一千三百六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晋、宋及明，皆帝王之正传。其郭伦《晋记》，柯维骐《宋史新编》，邓元锡、傅维鳞《明书》，亦均一代之纪传。今并存目於《别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书也。《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本列正史者，已废之后，有朝廷之功令乃得复之。则其馀可知矣。）卷五十 史部六○别史类《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於《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
《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晳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载汲冢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以唐以闾》。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至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
郑元祐作《大戴礼后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