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长兴四年，大理正张仁彖奏：“伏见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给丧葬行人皆於城外，或残害尸，多致邀求。准《狱官令》，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後行刑。注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又条，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於官地埋瘗，置砖铭於圹内，立牌於冢上，书其姓名。请依令指挥。”从之。
闽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辟，岂宜加之楚！”乃释之。
致堂胡氏曰：“庶人贫贱，不能备礼，故不责以行礼；大夫尊贵，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势也。贾谊得圣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喻，自是汉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杀。而临川王氏反此义为之说曰：‘礼，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其意非为化民成俗而兴礼教也，直欲杀戮故老以制异己耳，岂非邪说害义之大乎！以区区之闽，无道之曦，犹能为郑元弼正论而自屈；谈经佐王，乃祖韩非、商鞅之术，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犹尊信之。何哉！”晋天福十二年，敕：“应天下凡关强盗捉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时四方盗贼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苏逢吉自草诏意云：“应贼及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十七村民。逢吉为人文深好杀，在河东幕府，尝令帝静狱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
汉法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宠任孔目官解晖，凡入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民震动惊讹，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情轻重，於法如何，皆专杀不请，或决口、断舌、筋、折胫，无虚日，虽奸盗屏息，而冤死者甚众。
周太祖广顺二年，敕：“民有诉讼，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不直，乃听诣台省。或自不能书牒，倩人书者，必书所倩姓名、居处；若无可倩，听执素纸。所诉必须已事，无得挟私妄诉。”世宗显德四年，中书门下奏：“准宣，法书行用多时，文意古质，条目繁细，使人难会，兼前後敕格，差缪重叠，亦难详究。宜令中书门下并行删定，务从简要，所贵天下易为颁行者。伏以今奉制旨删律令之书，求政理之本，经圣贤之损益，为今古之章程，历代以来谓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於此。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俭阅者或有疑误。加以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方属盛明之运，宜伸画一之规，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准圣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杂事张等十人编集新格，敕成部帙。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诣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重轻未当，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相攻，可於此而不可於彼，尽宜改正，无或率拘。候编集毕日，委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奏取进止。”从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其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伏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州县见今施行，不在编集之数。应该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见行条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者。”奉敕宜依。
五年，敕：“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又敕：“诸盗经断後仍更行盗，前後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不问赦前後、赃少多，并决杀。”容斋洪氏《随笔》曰：“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一时贤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岁，国随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驱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杀，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之极刑，虽素有才声名，无所开宥，此其所短也。居正《旧史 纪》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窦仪乘驿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家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於深刻，知州赵砺坐除名。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何至於族诛二十四家，其他可以类推矣（见《窦仪传》）。
又曰：“周世宗用法太严，予既书於《续笔》矣。居正《旧史》记载其事甚备，而欧阳公多芟去。今略记於此。樊爱能、何徽以用兵先溃，军法当诛，无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以捕盗不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饭者，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衤复襦不办，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皆抵极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详覆法。
上惩五代藩镇专杀之弊，初令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详覆；既又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
二月，诏曰：“王者禁人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世属乱离，则纠之以猛；人知耻格，则济之以宽。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爱人之旨。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唐建中定令，窃盗满三匹者死。会昌之後，窃盗赃钱一贯以上抵极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复遵建中之制。汉乾以来，用法严急，民盗一钱者死。周太祖深惩其弊，定令窃盗赃满三匹弃市。建隆二年，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至是，又有是诏法，益宽矣。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於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谕以民不便事，令一一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索得州帖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於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於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