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 谓 世本
《颜氏家训》谓《世本》“容城造历，以历为碓之癥”，则历之正字，自当从癦从石，六朝之际，尚作如此。转讹作磨，事乃有因，然不有此印，奚以定之。此其关于地理者四也。凡此数端，皆足以明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馀事，而无待赘言者也。至封泥之由来，与其运用，详余《简牍检署考》。其出土源流，则罗叔言先生序中详之，并不赘云。古之书简，以木为之，两牍相合，而缠之以绳，上刻绳道以容绳，又刻方孔以容封泥，绳自绳道而交错于方孔中，然后置封泥而加玺印焉。《论衡》所谓“简绳检署”是也。故古玺字从土。《说文》土部：“玺，王者之印也，以主土，故从土，玺声，籀文从玉。”段氏注云：“籀文从玉，则知从土者古文。”其说是也。惟许君谓以主从土故土，则颇不然。古者上下所用印，通谓之玺，玺非守土者所专有，盖玺印之用，不能离封泥。故其字从玉，统而从玉之玺与从金之㧏，以其体言；从土之玺，则以其用言也。古书简用木，非有封泥，则玺印无所施。《吕氏春秋·离俗览》云：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淮南子·齐俗训》亦曰：“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古人玺印皆施土泥，未有施于丝帛者。考《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及封泥。”故封禅玉检，经水银和金为泥，石检则末石和方色土为泥。天子诏书封以武都山紫泥，平人或用青泥。（《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邓训事）其实一切粘土皆可用之。自废简牍而用纸案，封泥亦与之俱废。讫于后世，视古代玺印，若施于丝素者，盖不知有封泥之物矣。故道光间，蜀中始掘得封泥数十枚，为刘燕庭方伯所得，吴荷屋中丞《筠清馆金文》与赵捃叔司马《读寰宇访碑录》，均著录数枚，谓之印范。嗣时齐鲁之间，出土愈多，大率归陈寿卿编修与吴子苾阁学，始知为古代封泥，于是有封泥考略之作。然世人犹或以为古人土封苞苴之泥，即知为封书之物，亦不能详其用法。自余观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得于阗古书牍，始悟汉时中原书牍制度略同，证以古籍，一一皆合，语详《简牍检署考》。可知古代遗物，须数十年及数十人之力而后明，若是乎考古之不易也。
书齐鲁封泥集存后《齐鲁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间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绝，自其形制观之，亦当为汉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汉书·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间国封于孝景前二年四月，胶东国治即墨封于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讫于王莽之篡，未尝为汉郡。是前汉不得有此二郡大守，故定为光武初年之物。然细观其形制文字，终不类东京，且考之后汉之初，亦无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汉，为胶东国都，然王莽废胶东国为郡，改为郁秩。郁秩故胶东国属县，则莽时郁秩郡，当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复胶东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六县，以郁秩为首。至肃宗时，复孙敏有罪国除，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食一县，以胶东与即墨为二县。胶东前无此县，盖即郁秩，此又复汉初之胶东，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证也。故光武初年，决无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后，胶东国又未尝为汉郡，则此印非汉初之物而何？若云汉初之物，则即墨自战国时已为重地，与临淄并，故张仪说齐王曰“临淄即墨之饶，非王之有”，田肯说汉高帝亦曰“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故田市王胶东，实都即墨。汉高帝以胶东等郡，封子肥为齐王，文帝分齐别郡，置胶东国，亦仍其故治，而中间胶东郡之称，或为即墨，犹菑川郡之或称剧郡，各以所治之县名也。故即墨之为汉初之郡，殆无可疑。《汉书·高五王传》谓“齐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犹当为悼惠王所铸也。河间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决其为汉初之物。谓汉初已有大守之称，似与《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战国时已有此称。《墨子·号令篇》云“操大守之节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亲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云“望气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赵策》“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大守，千户封县令”，《史记·赵世家》亦引其文，则战国时已有大守矣。即云《墨子·号令》诸篇多秦汉间制度，或系汉时墨者所作，《战国策》之文亦系后人增损，然上文所陈地理沿革上之证据既如彼，则吾人转可由此封泥，而证汉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为大守、都尉，不过以七国既平，大启郡县，其时守土之官，或称郡守，或称大守，乃整齐画一之耳。呜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于地理官制上关系之大者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贵也。封泥中又有齐昌守丞封泥，此亦齐悼惠王时物。按《汉书·地理志》无昌郡，惟琅邪郡有昌县，又千乘郡博昌下有应劭注曰“昌水出东莱昌阳”。则昌郡非分琅邪郡置，必系东莱郡旧名也，此与即墨郡皆为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齐字，尤为明示此事实矣。
俄人获西夏所刻书十余年前，俄人某于甘肃某地古塔中，得西夏人所刻书，有西夏字书，前列西夏文，而以汉文音注之。去秋，圣彼得堡大学助教伊凤阁氏，携其一叶至京都，余亲见之。全书都五十余叶，字贵朴讷，大拟北宋末刊本。又有戏曲一种，不知何名，时方观罗叔言参事所藏元刊杂剧，伊君即云板式与此略同。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至俄京亲见其书，疑为宋时杂剧。狩野归时，当以照相本来，此事大值研究也。
内阁大库书之发见敦煌古写本书发见之后二年，内阁大库之书始闻于世，后其书归京师图书馆。其宋元刊本及善本书，已具载缪艺风秘监《学部图书馆书目》矣（在《古学汇刊》中）。此外地志一类，已整理讫，亦有目录。然内阁旧有书目当册，系光绪十年间所点存者。庚子之乱，为日本某君所得。余得见其传写本，凡《图书馆书目》所载之书，杂见其中，尚有明末国初之重要公文书籍矣。有关史争者，不胜枚举，其可贵比之所藏宋元本书，或且过之。内阁既不重视此物，学部图书馆亦未注意及此。今不知何在，即未焚毁，亦恐在废纸堆中矣。内阁大库书之发见，在宣统元年。时方议摄政典礼，求国初故事，不得。乃索诸库中，始知书架之后，尚有藏书之处。然光绪十年间，此库曾清厘一次，后乃忘之，盖阁员之与其事者死亡迁转尽矣。至是乃重整理，归之于图书馆，然流出外间者亦有之。又其时乾隆以前黄本、题本充库中，某相以日久无用，奏请焚烬，已得谕旨，乃露积庭中。时罗叔言参事至内阁，取一束观之，乃管松崖干贞督漕时奏牍，又阅一束，则阿文成桂西征奏牍也，皆顺年月，排列颇为整饬。乃言诸学部，以此种题本，皆系史材，焚烬可惜，可置京师图书馆中。经学部尚侍辗转商议，逾月而始往取。幸尚未焚毁，然已暴露月余，经雨数次矣。书至学部时，图书馆未成，乃置诸国子监南学。想今尚无恙，然罕有知其事矣。内阁大库清理之役，历科殿试卷，并与黄本题本，俱置庭中，其名人之试卷多为人去取。后亦归学部置诸大堂后，今尚在云。曹君直舍人言内阁库中，向有库神，作一龟，奉之甚谨，外垂黄幔，无人敢揭视者。及清理之役，君直揭观之，则一物包裹甚严，开之则猴骨一具，审视之则枯树根也。其物想尚在库中。内阁大库所藏地图凡二大架，背记纸数，用阿剌伯数字，盖康熙中西洋人所测绘也。初内阁以旧图无用，欲焚之。罗叔言参事见之，乃言诸学部，置诸京师图书馆。乾隆十三排地图铜板，铜质其厚，而图作凹凸形，须以机器重压，乃能印刷。至咸同间，已无知其印法者。时铜价甚贵，或议毁以铸钱，有沮之者，乃止。今当尚在内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