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
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
曾文正当乱平之后，提倡家法，注意“书蔬鱼猪”。然当文正之时，欧风尚未盛行，提倡较易。若今日之奢俗靡靡，语人以“书、蔬、鱼、猪”四字，未有不斥其迂谬者。然当此欧风衰落之秋，各国失业者动千万人，虽欲求“书、蔬、鱼、猪”而不可得，而犹心醉欧化，强饰门面，将何以善其后哉？
余在江西时，江西人每与余言张勋家产三千万。余曰：“此事君未目见，自系耳闻，切不可随声附和。”我与张勋无一面之交，何必为之剖白？但此言一出，师长、旅长闻之，皆想做督军；营、排长闻之，皆想做师、旅长，大乱不可收拾，大家共受其祸果也。张勋抄家，余躬亲其事，南昌仅得二十二万（合他处所抄，却有百万），果也。军阀时代，师、旅长皆督军矣，营、排长亦半为师、旅长矣，其乱视张勋时将如何哉？江西人来沪，谓之曰吾在江西所言，今日验矣。试问：当时之言张勋者，于己利耶，抑害耶？项城之初登台也，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限六十元。后有人倡重禄之说，一唱百和，哄然而起，于是一部之中，向用十人者，渐充至十倍焉，月俸十金者，渐加至数十倍焉。且有一人而兼十一差焉。肥马轻裘，般乐怠敖，而犹以为窘于挥霍焉。余尝代为之忧，谓盛极必衰，后难为继。果也，张作霖出京，郎曹荡然，而灾官之声洋洋盈耳矣。子贡曰：“赐不幸多言而中。”今观此两事，是使余多言也。
淫祠例所必禁。汤文正时，五通神惑民太甚，毁之，去其太甚耳。后此即无有继之者，非谓淫祠不应废也，亦以神道设教，究可以禁吓冥顽。且迎神赛会，究系以驱疫为名，即许愿求福，亦具忏悔之意。而依此为生者，资以饣胡口；连日迎赛，小贩亦得以资挹注。所谓弊未太甚，姑示宽大可也。非不知法令为何物也。推之僧道，及星卜巫祝之类，其不能不听其自生自养，何一不同此意。今者地广人众，国家又无大兴作以收养许多闲民，乃忽令九流三教之人，均须各归正执，别谋生计。生计何在？又无可确示，是徒托空言，立而迫之为匪也。文正亮节清风，死之日仅御一破葛帐，其事之可传者甚多。若禁毁淫祠，系当官应办之事，不必震而惊之也。
汉明帝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衰，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儋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仗腊悭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终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余尝见北京出大殡，上海大出丧，其虚耗之费，诚有糜破积世之业，如汉诏所言者。汉诏亦古矣，今何以不异古所云耶？
王偶翁曰：“俗人佞佛者曰‘吾无他觊，愿来生不断人身耳。’此语最可味，全生全归，此谓不断人身，岂修斋诵佛所能到耶？惜其习而不察也。盖随年盛衰，血气也衰极而死，则渐尽矣。惟志气不与年盛衰，志气则义理之性为之也，年日迈而志气精坚，义理昭著，其人死为明神，生为贤杰。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断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断矣，虽佞佛何益？”余近作《灯注油》诗，推论浩然之气，有句云：“仙家证长生，老彭可窃比。佛传长明灯，其说亦近似。”与此意不侔而合。
余生平不看小说，十一岁时，疹后避风，不出房门，取《三国演义》读之，看其说神话处，却比正史有趣，旋即弃置，不复记忆矣。京中茶馆唱大鼓书，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北人好听戏，尤好武戏，武戏多演三国也。然凡属军人，无论南北，则谈吐间皆演义也，甚矣演义魔力之大也。但三国人才多矣，而独注重于关壮缪，或称关公，或称关老爷，南人则又称曰关帝。北人不敢唱关公之戏，谓一唱即撄奇疾。南人则不忌，然唱者亦必十分严重，一不慎亦即立遘灾害。出台时，观者为之一肃。北人崇拜者，视南人为甚，而关外为尤甚。忆出关时，自沈阳行至吉林，八百里间，山岭多以老爷为名。一日过一老爷岭，树木千章，参天蔽日。岭约里许，车行其中，四面阴森，赫赫然若有英灵之质旁临上也，心目为之震悚。归语涛园曰：“我过老爷岭不止一处，惟此处为最奇，俨若四壁皆关帝也。”涛园素豪放，亦作色曰：“此语摹写入神，关帝信有灵也。”北人言其显应处，无奇不有，前门边有一小庙，香火之盛，无以复加。传言崇祯时，宫中塑二像，令日者卜之，曰：“一命长，一命短。”帝怒，偏令命短者供之宫中，命长者屏诸前门外。果也，不逾年，明亡宫毁，即像亦与焉。前门外之像，至今香火不绝，官员出差，必往拈香。又有一次，诸名士设一乩坛，忽乩书汉寿亭侯临坛。有一狂生，乃书“吕蒙”二字于掌，曰：“乩如有灵，当知我掌中何字？”乩书二语曰：“汉家天下今如此，关羽何须畏吕蒙？”众益惊服。其余似此者，不可殚述。祀典则以前清为盛。有清入关，战时，每显灵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他处庙像皆坐像，京城官祭之庙则用立像，因其庙皇上或亲诣祭也。或疑曰：“壮缪显灵助战，如果有其事，然不助明而助清，则又何说？”应之曰：“壮缪助清，亦助明也；明不能制闯贼，借助于清，以拯民水火，谓之助明，亦何不可？”此说亦言之成理。总之，正直之谓神。壮缪一生，殆不失“正直”二字，当其始从昭烈，旋为魏武所罗致，嗣觉魏武不轨于正，以昭烈为彼善于此，复从而为之戮力。伐吴之役，亦以其时大局尚纷，民生涂炭，不得不冀得一当，以致太平。秭归蹉跌，则关于天数，死有余恨也。而其浩然之气，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亘千古而不灭，其显灵助战也，亦以千万人壮气所锺，遂偶触之以为用，而其如在其上，在如其左右，则亦以人心为之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上干天怒，为人心之所不容，亦即正气所不容也。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亦谓正气千变万化，无方体，无定向，固难刻舟求剑，亦非惝恍无凭也。壮缪之事，当以此理断之，不然，则数百年之馨香，亿万人之意向，岂能毫无依据耶！
同治癸酉科，福建举行乡试，时王文勤抚军（凯泰）充监临，查场弊甚严，适对读所同考官，查出誊录生私改墨卷，根究得数人，余友陈藻丞大令与焉。抚军大怒，令置重典，已传竖坡矣（凡督抚杀人，必坐大堂，排衙鸣鼓，将弁鹄立如坡，提囚上，绑押往法场行刑，故闽人呼杀人为传竖坡，亦土语也）。天忽大雷电以风，全城昼晦，抚署棋杆折焉。抚军警于天变，遂宽此狱，而陈藻丞数人免矣。藻丞是科因丁忧不能应试，冒充誊录生入场，为人改墨卷。定例，墨卷添注涂改，有例定字数，若犯例，不能送誊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