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 云 太宗谓群臣曰
《贞观政要》云：“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已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新史》于《罽宾传》又云：“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鉴》考之，与《政要》所载同一事。或谓太宗以既效自满，非也。郑毅夫谓：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神宗圣训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温泉铭》、《小山赋》之类可见。《新史》论张公谨之抵龟，曰：“投机之会，间不容穟。”郑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纪人伦之大变也。曾是以为投机乎？晋栾书将弑厉公，召士匄、韩厥二人，皆辞。太宗临湖之变，问李靖、李勣二人，皆辞。靖、勣贤于公谨远矣。唐太宗《赠尧君素蒲州刺史诏》曰：“虽桀犬吠尧，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表岁寒之心。”我艺祖《赠韩通中书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临难不苟，人臣所以明大节。”大哉王言！表忠义以厉臣节，英主之识远矣。欧阳公《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刘原父讥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传在《建隆实录》。齐武帝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欧阳子念不及此。贤臣久于位，则其道行，房乔以之成贞观之治。奸臣久于位，则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宝之乱。《唐史发潜》谓：武氏之起，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窃之后，奸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启，非由人事也。愚谓：《左氏》载陈敬仲、毕万之筮，太史公载赵简子之梦，皆此类。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为鲤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以玄武为龟也。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肃宗时，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此鬻牒之始也。钟绍京为宰相，而称义男于杨思勗之父。史不载也，而石刻传于后世，人皆见之，恶之不可揜如是。臧坚以刑人之唁为辱，此何人哉？林甫、国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见于此。李揆当国，以子姓事辅国，不耻也，绍京何责焉？《郑薰传》云：“宦人用阶请荫子，薰却之不肯叙。”亦庶几有守矣。《文苑英华》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称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谓“克歼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处士而秉此笔，乃得佳传于《新史》，岂作史者未之考欤？碑云：“大中五年，念功录旧，诏词臣撰述，不敢虚美。”以元恶为忠贤，犹曰不虚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竞，有以哉！宣宗召韦澳，问：“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比。”上闭目摇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党欤？席豫未尝草书，曰：“细犹不谨，而况巨耶？”然豫为黜陟使，言安禄山公直无私，其迷国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谨哉？《唐史》立传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讳称字。孔光党王莽，则不言温室树，不足以为谨。席豫党禄山，则未尝草书，不足以为谨。《容斋续笔》辩严武无欲杀杜甫之说。愚按：《新史?严武传》多取《云溪友议》，宜其失实也。《通鉴》载李德裕对杜悰，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致堂谓：德裕岂有是哉？杜悰，李宗闵之党，故造此语以陋文饶，史掇取之。以文饶为人大概观焉，无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张固所撰《幽闲鼓吹》，杂说不足信也。《李泌传》：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辞而止。愚按：崔圆相肃宗，在泌前。《会要》：贞元四年五月，泌奏张说恳辞“大”字，众称达礼。至德二年，崔圆为相，加集贤大学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圆为辞，传误矣。韦济试理人策第一。致堂谓：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愚考《通鉴》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盖逢君之恶者，不但实不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