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
《南史?周续之》。或云“九经”。《释文序录》：《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唐?谷那律传》九经库，始有九经之名。《乐经》既亡，而有“五经”，自汉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书》、《诗》、《春秋》为“四经”，犹春夏秋冬，皇帝王伯。《汉?艺文志》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二说不同，然“五经”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诗》为博士。所谓《鲁诗》、《韩诗》。《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为博士，所谓《齐诗》。而馀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石经有七，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后蜀石经，于高祖、太宗讳，皆缺画。唐之泽深矣。《唐?儒学传序》：文宗定《五经》，铲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按《文粹》，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云：“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序》以参为文宗时，误矣。参所定乃书于壁，非铲石也。《旧史纪》云：“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会要》载是年八月，覆定石经字体官唐玄度状，今所详覆，多因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艺文志》：参有《五经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经字样》一卷。文宗时是正讹文，乃玄度，非参也。《皇览?冢墓记》曰：“汉明帝时，公卿大夫诸儒八十馀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愚谓：儒以《诗》、《礼》发冢，《庄子》讥假经以文奸者尔。乃欲发冢以求《诗》、《书》，汉儒之陋至此。欧阳文忠公《笔说》云：“安昌侯张禹曰：‘书必博见，然后识其真伪。’”当考所出。艾轩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经》注我”之意。盖欲学者，于践履实地用工，不但寻行数墨也。虞溥《厉学》曰：“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知，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学无以为智，不勤教无以为仁。”愚谓：此皆天下名言，学者宜书以自儆。《文中子》言圣人述史三焉，《书》、《诗》、《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陆鲁望谓：六籍之中，有经有史，《礼》、《诗》、《易》为经，《书》、《春秋》实史耳。舜、皋陶之《赓歌》、《五子之歌》，皆载于《书》，则《诗》与《书》一也。《文中子》之言当矣。王微之云：“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见陆农师诗注。古未有板本，好学者患无书。桓谭《新论》谓：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南齐沈驎士年过八十，手写细书，满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课，日五十纸。《抱朴子》所写，反复有字。《金楼子》谓：细书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后魏裴汉借异书，躬自录本。其勤与编蒲缉柳一也。《国史?艺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诏儒臣田敏，校《九经》镂本于国子监。国初广诸义疏音释，令孔维、邢昺雠定颁布。《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皆四言，而阙其一。郑康成注二《礼》，引《易说》、《书说》、《乐说》、《春秋说》、《礼家说》、《孝经说》，皆纬候也。《河》、《洛》、七纬合为八十一篇：《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又别有三十篇；《七经》纬三十六篇。《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