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五九《地理志》：“陕州，宋为保义军
《元史》五九《地理志》：“陕州，宋为保义军。”按义为宋太宗旧名。保义军节度，唐末置，治陕州。宋初避太宗名，改军名曰保平，陕州之名仍旧。今《元志》云“宋为保义军”，可以犯讳知其讹谬也。
《元史》六三《地理志》：“郴阳县，倚郭，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湖南旧为宋土，敦字犯宋讳，敦化之名，必非宋所立。《舆地纪胜》五七引《寰宇记》云：“晋天福初，避庙讳，改郴州为敦州，郴县为敦化。汉初，州县名悉复旧。”是敦化之名，乃石晋所改，未几即废。《元史》谓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谬也。
凡此皆可因其犯讳而得之。
第六十八因犯讳知有衍文脱文例《晋书后妃传》：“成恭杜皇后讳陵阳，改宜城陵阳县为广阳县。”若以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之例例之，则阳字不生疑义。然晋时后讳甚严，陵阳既因讳而改，则是否改一字即为满足，须有待其他之证明。据《宋书》卅五《州郡志》：“广阳令，汉旧县曰陵阳，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则后本讳陵，曰讳陵阳者，因涉所改县名，误衍一字，可因其犯讳而知也。
《北齐书神武纪》，高欢考名树。《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作名树生。二史不同，何所适从？据《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须取署，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若单名树，则弼言为无稽矣，唯名树生，故弼言此。此可因犯讳而知其有脱文也。
第六十九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容斋随笔》十四曰：“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野客丛书》五曰：“仆观《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曰‘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曰‘盈盈一水间’。梁普通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谓：‘太元真君讳盈，汉景帝中元间人。’观此二事，知惠帝之讳，在当时盖有不讳者。然又怪之，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出适然，犹为有说，至以庙讳为名，甚不可晓 ”云。
《日知录》廿三以为：“李陵、枚乘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其为后人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然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不能遽断为伪撰。
《避讳录》二采《日知录》说，而亦以茅君之以庙讳命名，为不可晓。不知道家最喜杜撰，《茅君碑》为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立，道士孙文韬书。其文云：“太元真人司命君，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以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茅氏之胤。年十八，弃家学道入恒山。”【《茅山志》廿。】汉文帝讳恒，此曰恒山，犹可曰从梁时称也。茅君居近西京，非边鄙可比，果名盈，则必非景帝时人；果为景帝时人，则必不名盈。道士不学，任意杜撰，其伪显然，不得以临文不讳之例例之。
隋末王通，谥文中子，著书名《元经》，名《中说》，自来考古书者皆以其书为伪。陈振孙《书录解题》四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而大兴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元经》，于隋讳坚广等字皆不避。而于唐讳渊虎等字，则大兴四年、永昌元年，均称戴渊为戴若思。太宁二年、咸和三年、八年、九年，均称石虎为石季龙。唯永兴元年、永嘉二年，刘渊不避，咸和九年十二月以后，石虎不避，则有后人回改，而又未尽者。为表如下：晋永兴元年乐广刘渊永嘉二年刘渊大兴四年戴若思永昌元年戴若思太宁二年石季龙咸和二年广陵咸和三年石季龙咸和八年石季龙咸和九年四月石季龙十二月石虎咸康元年赵虎咸康四年石虎咸康五年广州石虎建元二年虎永和五年石虎石虎升平元年苻坚咸安二年苻坚宁康三年神兽门太元九年苻坚太元十年苻坚周大定元年杨坚《四库提要》谓：“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显袭《晋书》，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如是。”《元经》之伪，既以避讳与否断定，然《中说》之伪，则鲜有以避讳考之者。
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字嫌名。故《隋书》谓《忠义传》为诚节；周帝禅位诏，改允执厥中为厥和；凡官名地名有中字者，多改为内。今文中子乃谥文中，著书名《中说》。《中说》中隋讳如忠，如中，如勇，如广，屡见不一见。而温大雅独称大雅，不称彦弘，其出自中唐以后人伪作无疑。今试考温大雅名称之由来：温大雅本名彦弘。《容斋四笔》十一据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云：“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