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为梁武父顺之讳，凡顺字皆改为从，遇顺之名则空之
《南齐书》为梁武父顺之讳，凡顺字皆改为从，遇顺之名则空之。汲古阁本犹存其旧，于《豫章文献王嶷传》宋从帝下，注 “北雍本作顺，宋本讳”，其下载嶷《上武帝启》，有“前侍幸□宅 ”语，□下注“顺之，宋本讳”，此乃幸萧顺之宅，故子显直空其字耳。《鱼復侯子响传》，萧顺之则作□，而其下注一顺字，又加一圈云“宋本讳”，凡此今本皆直书，盖据《南史》改。
《宋书武帝纪》，于书檄诏策等，称刘裕名曰刘讳，而其间亦有称裕者。
数行之中，忽讳忽裕，皆后人校改。又永初元年六月，书 “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八月则书“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义隆，文帝也。忽称义隆，忽称讳，亦后人校改。
《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书“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第三皇子，即孝武帝骏。《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正月“以冠军将军湘东王讳为中护军”。湘东王即明帝彧，皆讳而不名。
《顺帝纪》，升明三年正月“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雝州刺史”，谓文惠太子长懋也。同年三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谓齐武帝萧赜也。《萧思话传》“南汉中太守萧讳”，萧讳者，萧道成之父承之，追谥宣帝者也。《略阳清水氐传》“思话使司马萧讳先驱进讨”，亦谓承之。
《旧唐书睿宗纪》“临淄王讳”，临淄王即玄宗。《旧唐书》于太宗、高宗、中宗纪，皆直书高、中、睿三宗之名，此纪于玄宗独称讳。盖五朝之史，成于玄宗之世，后史承袭其文，未及改正耳。
《金石萃编》摹刻碑文，遇清讳，辄书“庙讳”二字，令人暗索，有如射覆，甚不应也。
第三避讳缺笔例避讳缺笔之例始于唐。唐以前刻石，字多别体，不能定何者为避讳。北齐颜之推《家训风操篇》，言当时避讳之俗甚详，亦只云“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可见当时尚无缺笔之例。今将唐碑中之与避讳有关者列下：贞观三年《等慈寺塔记》，称王世充为王充。
贞观四年《豳州昭仁寺碑》，用世字凡五处。
贞观五年《房彦谦碑》，有世字民字，惟书虎贲为武贲。
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碑》“慜彼苍生”，避太宗讳，借慜为愍。
贞观十六年《段志玄碑》，文内王世充不避世字。
贞观十八年《盖文达碑》，有“世子”字。
永徽二年《马周碑》“持书侍御史”，改治为持。
显庆四年《大唐纪功领》，王世充俱作王充。
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引“生民以来”，俱作生人。“愚智齐泯”，泯作汦。此为唐碑避讳缺笔始见，以后缺笔之字渐多。
乾封元年《于志宁碑》，“世武”世字作卅。
仪凤二年《李勣碑》，本名世勣，因避讳但名勣。而王世充世字特缺中一笔，未去世字。
万岁登封元年《封祀坛碑》，虎字不避，葉作。据右表，避讳缺笔，当起于唐高宗之世。《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载显庆五年正月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由此可见显庆初年已有避讳缺笔之事。《旧唐书高宗纪》：“显庆二年十二月，改昬葉宫。”《十七史商榷》七十，疑“宫”字为“字”字之讹，谓：“必是以昬字之上民字、葉字之中世字犯讳，故改昬从氏，改葉从云。”其说近是。宫字盖承上文洛阳宫而讹也。
《野客丛书》十七云：“世谓昬字合从民，今有从氏者，避太宗讳故尔。仆观《唐三藏圣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书，其间‘重昬之夜’则从民，初未尝改民从氏也。谓避讳之说谬矣，盖俗书则然 ”云。然此正可证其时尚无缺笔之法，不得谓昬之从氏，为非避讳。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云：“往在武昌，于杨星吾舍人许，见所藏古写本《春秋集解》桓公残卷，舍人跋称是北齐人书。然观桓公十八【当作十六】年传，冬城向，注引诗‘定之方中’及‘此未正中也’，二中字作，缺末笔之下半，避隋讳，乃隋写本，非出北齐，舍人未之知也。”又跋敦煌本《文选》云：“《王文宪集》序内，衷字缺笔作哀，为隋代写本，尤可珍。”是须先考定唐以前有无缺笔之例为主，似不能以六朝别体，或一时讹误之字，为避讳之证也。
第四避讳改音例避讳改音之说，亦始于唐。然所谓因避讳而改之音，在唐以前者多非由讳改，在唐以后者，又多未实行，不过徒有其说而已。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宋张世南《游宦纪闻》九，孙奕《示儿编》十一，均为是说。然正本有征音，《诗齐风》：“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释文》：“正音征。”《小雅节南山》，正与平宁为韵，《大雅云汉》，正与星嬴为韵，其非为秦讳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