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所见藏书之富者
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闻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特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官制初行，李邦直为吏部尚书，时寄禄官才承议郎，神宗以其太卑，诏特迁朝奉大夫，其后无踵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为文，常以为《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尤不喜《新唐书》，云：“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新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矣。”杨侍读绘熙宁间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见故老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秋劝农时，必微服，屏骑从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献浆水者，欣然为举之。”以是多知民间疾苦之实，亦以见前辈为政平易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终身。汉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为“后元”年，景帝复以即位之七年为“中元”年，又六年为“后元”年。至武帝初年乃号“建元”年，其后屡易其号，以至于今。虽立号纪年始于武帝，然其源盖自文帝之“后元”也。
韩魏公喜营造，所临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庄雄深称其度量。在大名于正寝之后稍西为堂，五楹尤大，其间洞然，不为房室，号“善养堂”，盖其平日宴息之地也。
国朝既以节度使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间亦得之，盖优礼也。其不历二府而为节度使者，自国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陈康肃尧咨始自翰林学士，换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特诏位丞郎上，其后自安国军留后拜武信军节度使。张宣徽尧佐自礼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军节度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言者交章论之，遂罢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加宣徽使判河阳。王君贶自熙宁间以侍从久次为宣徽使，会官制作，废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独有君贶与张文定二人，特诏领使如故，其后君贶判大名府当再任，遂拜武安军节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宫使拜淮康军节度使。靖康中，张永锡孝纯自延康殿学士知太原府，拜检校少保某军节度使。建炎初，杜仆射充自端明殿学士东京留守拜宣武军节度使。大抵陈康肃以次迁、张宣徽以戚里、王君贶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亻幸、张永锡以守御之劳而杜仆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国朝不历真相而为相者凡七人，钱文僖、程文简、夏文庄、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邓枢密洵武真以少保领院而不兼节钺，前所未有也。
《历代贡举志-明-冯梦祯》历代贡举志一卷明秀水冯梦祯开之著
贡举之有科目，盖未之前闻也。虽周曰三物，曰四术，曰九年大成，试之似有定涂；曰选士，曰俊士，曰造士，曰进士，取之似有定序；曰论定，曰任官，曰位定，用之似有定制。大都极其详慎若此。而宾兴，而拜受，又极其隆重若此。初未以一定科目，薄试于始，厚任于终，贱视于先，尊显于后，若今兹也。
秦称虏用其士，而仕进之涂，辟田胜敌之外，无多寄径焉。
汉初，诏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郡守身自劝遣，嗣是诏孝悌复一身，置官二千石。建元初，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董仲舒请，令郡国岁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元光五年，徵吏人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给食，令与计偕。元朔初，天下谨法，莫敢谬举，而贡士盖鲜。故又诏中二千石及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郡国乃于属僚部人之贤，举为秀才廉吏，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而公车徵起者悉在焉。元封五年，诏州县察吏人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元朔[1]五年，诏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始元初，遣王平辈持节郡国，举贤良。本始后，王吉请明选求贤，除任子弟之令。永光初，诏丞相御史，举质朴重厚、退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王莽时，太常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为文学掌故。
后汉建武间，诏举茂才廉吏，三公而下，其数有差，于时进用，加以岁月先后之次，且卒焉持[2]拜，不复简试。故谤议纷起，良以士多矫饰也。建初初，复用故事，以四科辟士。永建后，又增甲乙科。左雄议改察举之制，胡广辈不能驳其议，张衡辈不能复其试。得[3]黄琼为尚书令，乃以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术，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建和、永寿间，试用诸生，大率以占第上下，通经多寡，限以三互，自生留阂。建宁间，试甲乙科，争第高下，中有贿赂，改兰台漆书之经，以合其私文者。则诏诸儒雠定五经，蔡邕篆隶镌石于太学，谓之石经，有以也。科目昉于汉者若此。然士之出，犹多以乡人劝勉，而耻急于自进焉。
汉以降，魏虽有除限年之制，令郡国贡举，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则皆试用。古虽有除九品之请，复古乡举里选之法，袪今八损三难之弊。萧齐取盈于五通，元魏求多于三清。卒之增年矫貌，扳援奔竞，浸浸成风，不可遏抑。良以贡举者循名遗实，而应举者务华绝根也。
隋初，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之科举人。至炀帝，好文词，始置进士科，专诗赋取士，不复阂行能。贡举之弊，弊无以复矣。
唐仍隋，上郡岁举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由学馆贡者曰生徒，由州县举者曰乡贡，皆升于考功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曰秀才，曰明经，曰进士，曰明德，曰书，曰算，各依所习业，举选以为常。其天子自策举之，曰制举，以待非常之士。诸乡贡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取文优者，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与耆艾叙长幼，宾兴焉。于是疏名列结，通保上户部。户部集阅而阂考功，考功员外郎试其贡举校试之失者，皆有罚。初，秀才科最高试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后废。而进士科特重，然专之文辞。他制科名，如道侔伊吕、才膺管乐、志烈秋霜、文经邦国、辞标文苑、临难不顾、徇节宁邦、长才广度、沈迹下僚、乐道安贫，及贤良方正、博学宏辞等科，兔丝燕麦，徒拥空名而已。
贞观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调露间，奏加帖经，兼通《老子》、《孝经》。永隆间，诏试文两篇，识文律，然后试策。载初初，以策问贡人，数日方了，改试殿前，自此始。长寿间，令举人献岁元会，列于方物前，以备充庭，又制臣轨两篇，贡举习业，停《老子》。神龙间，贡举人仍习《老子》，停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