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载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新唐书》载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夏君宪日：孝忠真义勇也。然非徒勇，又且智。观其对宪宗数语，词旨剀切，特假缘推碑杀吏，阴以作将士之气，而销主上猜忌之心，世间何可无此人也!退之平生倔强，到此遭却毒手矣。]藩镇之弊李林甫欲断节度入相之途，卒启禄山范阳之乱，真所谓“一言丧邦”也。顾藩镇之祸，绵延而不可解者有二，曰称留后，曰军中拥立。而是二者，皆自朝廷发之。开元十五年，以萧嵩为河西节度副大使。嵩本鹑觚小吏，以才干为王君彝腹心，至是代君彝节制，此则他日留后之端电。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裨将李怀玉杀玄志之子，而推侯希逸，朝廷即授以节，此则他日军中拥立之渐也。要而言之，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二语可尽藩镇之弊。白乐天行藏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与李文饶隙，而文饶终未尝深害之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故能安然于去就爱憎之际，绰有余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昌黎史祸昌黎之避史笔也，柳州诤之是矣。然其时故有说焉。《淮西碑》则以为失实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顺宗录》则以为不称而废，而韦处厚续撰之；《毛颖传》足继太史，乃当时诮其滑稽；《裴晋公书》后世訾其纰缪。使退之而任史，其祸变当有甚此者。韩昌黎晚信佛老韩昌黎表谏佛骨矣，潮阳一贬，至滨死不悔，晚乃与佛子大颠游。又作《李于墓志》，历序以服食败者数人为世戒，晚年至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火灵库，卒致绝命。是所谓笑前车之覆辙，而疾鞭以追其后也。儒者之无特操如此!李虚中子平今之禄命家言子平者，其说始于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也。虚中后以服水银疽发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王叔文之冤王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极意苛谪，以当权奸之首，至与李训辈齐称，抑何冤也!观顺宗即位之初，所注措如罢官市，却贡献，召用陆贽、阳城，贬李实，相杜佑、贾耽诸耆硕，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涣之人心，皆叔文启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使，韩泰为司马，夺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为宦官所持，遂亟贬至砣死，而祸亦最烈，实由于此。当刘辟为韦皋求三川，至许以死，相助金钱，溢于进奏之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难为所饵，顾叱而欲斩之，抑何牡也!皋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顾忌，岂得为定论耶!嗟乎!叔文诚非贤人君子，然其祸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恶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为表之。八司马伸气唐八司马，皆天下奇才，岂不知趣权利之可耻 盖叔文欲诛宦官，强公室，正义举也。特计出下下，为所反噬，故善良皆不免。当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诛而力诋之。后人修书，尚循其说，似终不与人为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尝略及之，八司马庶几稍伸气矣。牛、李有同恶唐文宗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 何道致之 ”僧孺日：“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下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来及全盛．亦足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 ”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趣向不同，及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可谓有同恶矣。余按小说云：牛李如冰炭，唯嗜石财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柳子厚《非国语》报柳子厚平日法《国语》为文章，而其后也，作《非国语》，历诋其疵病不少置。陆放翁日：坡公在岭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与陶渊明并称二友。及北归，与钱济明书，乃痛诋子厚《时令》、《断刑》、《四维》、《贞符》诸篇，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岂亦《非国语》之报耶!道家三尸神之谬道家言三尸神，谓之三彭，以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能记人过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谗之上帝。故学道者至庚申日辄不睡，谓之守庚申，或服药以杀之。小人之妄诞有如此者。学道之人，积功累行，以求无过，岂有侥幸蔽覆、欺罔上帝可以为神仙者乎 上帝照临四方，而乃纳三尸谗言，则亦谬悖之甚矣。然凡学道者，未有不信其说。柳子厚最号强项，亦作《骂尸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