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岁时见西河毛氏古文尚书冤词
少岁时见西河毛氏古文尚书冤词，袒护梅氏书，乃为《古文尚书冤冤词》以攻之，旣删定其藁为《晚书订疑》，又推拓其说，别成《尚书通议》三十卷，又箸《青溪诗说》二十卷、《论语说》四卷、《周礼说》四卷、《禘说》二卷，主万充宗氏之言，《春秋识小录》三卷。同时沈征士彤、锺员外晼皆推重先生，经学有疑，恒相与质证。乾隆十六年，上特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苏巡抚雅公荐入都，复报罢归。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七。无子，弟嗣章以次孙兆晋为先生主后云。先生状貌温粹，志清而行醇，动止必蹈规矩，与人居不为厓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处与刘瓛兄弟相类，晚年乃自号青溪居士，所著自群经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诗二十卷。先生没后，其《易学》及《春秋识小录》釆进四库书，登诸著录，而诗书皆未板行，今则兵燹以后，恐归亡佚。并其易通等书，亦未见，唯《论语说》及文集犹有传者。而予求其集不可得，仅见其《论语说》及《晚书订疑》写本而已。窃尝论自嘉道以来，师资道丧，而皖北巨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讲学，断断于程朱及非程朱之辩，实则于程朱遗书亦从未研究，不过鼓时文余习，侈张俗说，附其余光，以邀众好己耳。不学之徒喜其说为快捷方式，从者如归市，于是毒焰所煽，几满天下，至今未已。当时先生，群从不能审决白黑，至属巨公为序其文集，纯以虚谬之谈思驾乎自得之学之上，可为愤疾者也。先生尝谓，墨守宋学者非，墨守汉学者为尤非。绳以信古传述之义，其言固不能无失，而其说经，则亦多自是之獘。较之二庄惠戴诸家，相去甚远。然终非空疏浅薄不求实事者比。况其德望行业，又卓卓为乡人师表，彼巨公之非之，固无伤于先生，适足以形其丑陋耳。夫以布衣无名位之人，历年旣久，而至今其乡人士犹尸祝称道弗衰，亦可见先生之流泽长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与于斯哉！因次先生传而纵论之如此，冀以语世之特立君子焉。
论语说古者学必有业。邢疏载皇氏引学记文王世子诸书所言。是也。其谓学有三时，亦具有意理。王肃注云：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是以可说。此皆前儒去圣未远，训说论语之正义也。古所谓业，诗书礼乐而已。兹四者，君子所由适于道之具也，适道之具不修，则坏。时习而说，说所学之为我有，而庶几道之可得而入也。论语首记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实业，而诏万世。卽示颜子之博文约礼也。三代而后，不闻所谓礼乐矣。书则真伪错出，诗则训诂日淆，学者既无所据以为业，而记诵词章之俗学，与非圣害道之书，又不可以为业。葢天下之伥伥焉，莫知所之久矣。宋儒虽尝寻遗绪于微茫，而废者不可复兴，绝者不可复续，故集注惟以明善复初为说，而未遑直指古人之业。后人不知学有今昔之殊，而论语屡言之博文约礼，卽此章学习之事。与舍是而无所以为明善复初者，其皆不能无误也夫。
修孝弟以兴仁道，疑有子非独为士庶言也。葢犯上作乱，害之在家国者，春秋之世无国无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兴于仁，有以革其悖逆争斗之心，而国家长享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说也。若欲士庶敦行孝弟，则事有精密广大于此者，虽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乱，何为哉。
中庸分好学力行为二，论语又以文行对言，则入孝出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学文，好学之事也。人生有伦常则有行，有事物则有文。文之与行相辅以济，而斯须不可离省也。文莫重于诗书六蓺，身心家国之大用存焉，有余力则学文。葢弱冠以后，则年日盛而道日广，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缓矣。古法沦亡，汉后学者不知文为何物，故马注但曰古之遗文，而汉书以六经为六蓺，又误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为学，专在读书，内则玩索性天，外亦致力伦纪，而礼乐兵农，圣门所谓博学于文，以及虞书周官礼记所述古人敎学成法，昭然可考者，独置之若遗。则非学问之小失也。观此章集注所载诸说，大槩以文为文辞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训为确，而犹未能尽除班氏马氏之见，宜其注首章，不过曰明善复初，而仅以玩物适情为游蓺之解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颂为乐章，余不入乐者，学士皆诵习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于襄昭之世。所谓赋诗断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诗之有关于德行教学，则至孔子始阐明之。其载于论语者七章，言诗之用莫详于小子章，而无邪一言，则所以定大义者也。六经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无邪，而夫子独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礼着恭敬辞让，书纪帝王之发政施仁，春秋书时君之僭窃争夺，诸经体固不同，而其坐敎之意，则昭然易见，不待各揭一言而后可明也。诗则不然，有易知，有难知，易知者二南与二雅之正者是也，难知者国风二雅之变者是也。所谓正者，皆入乐之诗，出于君明臣良之时者也；所谓变者，皆不入乐之诗，兴于国乱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为风谕者也。夫子知乐之将废，而专欲以诗为敎，故不论其入乐与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其意无他，欲明为正为变之有同归而已。诗之有不正者，以郑卫乎？曰：非也。然则何说？曰：诗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风雅旣变，时之所值又殊，喜怒哀乐多不得其平，寄怀托讽或暗藏其指，诗序有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发乎情者其辞，止乎礼义者其意。辞有类于不正，而意则无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辞害意。故读诗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则辞难知矣。彼以小弁为小人之诗，以郑卫为淫者之诗，皆不知作诗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说，学者亦尝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诵诗而曰诗，此明诗之本无邪也。诗之无邪，以作诗之人本无邪也。诗序又云：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斯其人可以谓之邪乎？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非淫非乱，而可以谓之邪乎？夫风雅虽变，而先王之泽未泯，贤人君子生乎其间，闵时忧俗，作为诗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谓止乎礼义者在是，所谓可以兴可以观者亦在是。故夫子谓之无邪者，非为二南与正雅言之也，盇取汉代深于诗者之论而反复之乎？然则此章引駉诗之成语，而所重不在于思。借令重思，亦不过曰，昔之诗人所遇有常变盛衰，而皆思同出于正也云尔。此立敎之大义也。若惟欲学者求性情之正，则夫子口诵诗可矣。
志学章最为难解，葢以夫子自述进德之序，而其语又为弟子所共闻，非揆之全经而无少刺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体也。窃以论语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圣与仁，则曰吾岂敢。躳行君子，犹曰未之有得。若斯之类，闻者以为圣人之谦德，而夫子则皆自道其实，岂至此章而立言遂有异乎？乃注家于不惑以后率多高远之论，如知天命则曰知天命之终始，耳顺则曰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以天命为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以耳顺为不思而得，以不踰矩为不勉而中，此其为说，孰谓不足以知圣人？而视夫子所以自居者，则大有径庭矣。然则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