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谓言可经常，可以行之后代者，岂不以荀悦志在献替，而有《申鉴》之作也？
夫谓言可经常，可以行之后代者，岂不以荀悦志在献替，而有《申鉴》之作也？当建安之时，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悦自以时无所用，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辨，通见政体。谓“致政之术，先屏四恶，乃崇五政”。而以“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为四恶。“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为五政。悦之论，非所以施于汉末。顾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为奏以发之。要其所施设，皆平世法也。可谓言简而事该矣。考其正俗之论，谓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贞定而已。在上者审定好丑，善恶要乎功罪，毁举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文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志，故事无不窍，物无不功，善无不显，恶无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肃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汉氏所以凌迟，恣戚宦之权，成钩党之祸，夫岂不由于此？即匡衡言四方桢干，刘向讥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悦之《申鉴》，岂非经常之法耶？
晋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庄之论，朝廷皆以浮诞为美。武帝创业，法度废弛。刘颂竭诚奉公，每有论奏，该核政体。谓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下。然至于矫世救敝，自宜渐就清肃，如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其救时矫世，非急迫之论，异于徒事一切敢于断割者矣。又谓圣王之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居事始以别能否，因成败以分功罪，而羣下无所逃其诛赏。尚书统领大纲，岁终校簿，赏罚黜陟之。今权不归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细过缪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无立人矣。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谨密网以罗微罪，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实在其中也。故圣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责凶猾之奏。颂之斯言，实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观，以为如此足以塞区区之责也，亦类俗吏之所为耳。由此言之，颂欲矫弊而不必任严切之法，所以为贤于寔者也。儗之《政论》，则颂为是矣。
唐德宗时，陆贽上言谏诤之道有九弊：以“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衒聪明，厉威严，恣强【强 原刻误作「疆」，依陆宣公集校改】愎”，为君上之弊；以“谄谀，顾望，畏愞”臣下之弊。论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实而务博访，求精太过，嫉恶太甚，程试乖方，取舍违理，循故事而不择可否。而窍才驭吏之三术，则拔擢以旌其异能，贬黜以纠其失职，序进以谨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祸新化，要在舍己从众，违欲遵道，远憸佞而亲忠直，推至诚而去逆诈，杜谗沮之路，广谏诤之门，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约之于心焉耳。唐史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如丹青。苏轼以为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如贽之言，开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为治乱之龟鉴者也。虽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义之旨，盖过之矣。其论兴亡之际，谓天所视听，皆因于人。天降灾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而时之否泰，事之损益，万化所系，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损益生。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从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从其欲。乃至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几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叹曰：“损、益其王者之道欤”？贽于天命人情之际，可谓论之剀切者矣。
宋嘉佑间，司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为人君之仁；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为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为人君之武。其论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赏、必罚。谓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故天下饰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远在位之臣，各当其任：有功则增秩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又以祖宗开业之艰难，国家致治之光美，难得而易失，作《保业》。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为功，从而救之者难为力，作《惜时》。无远虑，必有近忧，作《远谋》。燎原之火，生于荧荧，作《谨微》【谨微 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十八作「重微」】。华而不实，无益于治，作《务实》。合而言之，谓之《五规》。光自谓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所学，尽在是矣。又谓《五规》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也。宋之仁宗，可谓汉唐以来之令主矣，当此时，韩琦为宰相，君臣皆贤，迄不能如光所言。岂以其分量有所止，虽四十年深仁厚泽，无以进于三代之隆，为可惜也。盖尝读其《保业》之规，言天下得之至艰，守之尤至艰。自周以来，离而合，合而复离，五代生民之类不尽者几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五百余年而已。承祖宗艰难之业，奄有四海，传祚万世，可不重哉！人主抚全盛之运，知易离难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势，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诚不可一日而不兢兢业业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终不能取。燕云十六州没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为尤重也哉！所谓“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爱吾人，保吾土，诚不可一念自放者矣。
夫陆贽、司马光，其言固皆可以为万世之所取法，而《申鉴》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约，固不得以优劣论矣。执事欲取数子之书，为可垂警诫而备世务者，愚于前所陈，盖亦得其略矣。昔者尝诵而论之。虽其言散见于史传，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诗书礼乐之道存焉，冶性正身之则著焉，端本善俗之几昭焉。朝廷之所以顺治，百官之所以得职，王化之所以隆，国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系于此也。夫谓意义深义，可为法诫，则刘向山陵之奏，与陆贽、司马光论天命保业，此其尤谆切者也。至于财赋兵农夷【夷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之大务，诸疏皆有之，以明问之所未及，亦未暇尽述也。
夫此数子者，固皆一代之伟人，其论议著于本朝，载于后世；视小儒龌龊暖姝，勉强缀论，而中无所有者，真秋虫之鸣也。夫大人之言远，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入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贼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盐博辨，非当施于人主之前也；铢称寸度，非可以规天下之大也；寥菜成行，瓶甄有堤，量粟而舂，数米而炊，非治万乘之国也。如此之类，常形于奏牍，则人主之听览眊【眊 原刻误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