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仲弓 冉有 子贡
若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春秋之贤大夫，孔子概称之，而独不许以仁。顾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谓之「三仁」。于伯夷、叔齐而称为「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欤？
夫以仁之难造如此，而又谓博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则仁与圣犹有等欤？
后之学者，皆以为孔子未尝言仁，而特与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欤？
如此，则果何以谓之仁乎？
士人自知学，即读《论语》，而不求其意，祗见诸说之纷纷，而无所取衷也。兹欲会而通之，必有至当不易之论。试言其大旨，以观自得之学。
甚矣，仁之难言也！非言之难，而体会之难。能体会之而自得之于心，则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虽圣人之于学者，随人异施，不可以一端求；会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论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纷纷而不一也。执事发策，以孔子之言仁为问，欲观学者自得之学，愚生何知焉？虽然，《论语》一书，童而习之，敢不抚拾以对！
昔孔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为于天下，而时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礼乐，序《诗》、《书》、《易》、《春秋》，以备王道，成六艺。夫子自以为教天下如此尽矣。夫子既没，而门人记其微言，以为《论语》。顾若稍不尽同于前古圣人者，盖其平日独以仁之一言为教，则皆先圣人之所未尝数数然者。虽其孙子思传之，亦不尽用其说。孟子稍稍言之，而复以仁义对举，又非若夫子当时之独指而专言之也。
盖尝思之：夫子以仁圣并称，而又有仁人之号，则其所谓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圣并言之。而当时学者，虽其才器不同，而其学于圣人，固其志举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诸子之问仁特详，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则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见诸子之问，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谓仁者，支离而难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
惟其才器不同，引而进之各异。譬之于水，其可以导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导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导之为淮、汉者，引之以至于淮、汉。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门，颜子、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人见其皆入闻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远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随人以为之成就，使此数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数子者，夫子独举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迟而欲为颜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诬也。
然而此数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谓“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孔子圣之时”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岂方于孔子？顾谓之圣，则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全矣。譬之于玉，为玫为瑰为琳为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而皆谓之仁，岂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术使诸侯归齐，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为“如其仁”，管仲之仁，岂又与微子诸人可同日论哉？夫子之门人，可与语圣人者惟颜子，与夫子皆步皆趋皆言皆辨皆驰矣，而独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未能与化为一石。然亦已进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则行，含之则藏”，与之同其出处，则所谓“克己复礼”者，盖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为“天下归仁”也。若仲弓，出门使民，而至于邦家无怨，则南面诸侯之任而已。颜子与仲弓，同居德行，而相远如此，其为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贡以下哉？子贡之聘于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张之问政，所以言“恭、宽、信、敏、惠”也。樊迟之不知礼义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难后获也。司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讱言也。然于是数者而进之，岂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为圣，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为仁；夫子之所谓仁，孟子之所谓圣也。然数子者，夫子告之则如此，而造而至之实难。故虽果如子路，艺如冉有，不佞如雍，礼仪如赤，使之治国家，理人民，立朝着，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当时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乱国，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若夷、齐让国逃隐。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积仁洁行，以自靖自献于先王，岂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圣人盖未之许，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则是数子者，夫子特进之而已，终莫能至也。
夫仁之精微，与圣同极。而他日子贡问博施济众，乃以为何事于仁，而必以圣当之。似若夫子之优圣而劣仁；而不知其意盖以为博施济众者，圣人身外之事业；立人达人者，仁者切己之实功。子贡未可骤以唐虞之事许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虽然，夫子之于仁也，岂终日为学者渎言之如此，盖皆因其有问，随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谓答问者也。当时高弟弟子，如颜子之外，曾子未尝问仁，而一贯之唯，岂不亦谓之仁哉？
而后之儒者，又谓夫子平日盖未尝言仁也，特言其所以为仁者而已。然则夫子之论仁，当见于何书？曰：夫子于系易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元者，善之长也”。此夫子之所谓仁者也。虽然，夫子岂有隐哉？凡平日之所以问答者，皆此理也。宋张敬夫尝类聚夫子之论仁，以为《洙泗言仁录》。朱子不取，谓圣人之言，随其所在，皆有至理，不当区区以言语类求之。可谓得其旨矣。后之学者，去圣愈远，其尊圣人为太过。至或舍其终日应用，与所以进德修业之实，而欲于虚空想像之中，求所谓仁者而名状之。夫天下皆知佛老为空虚之说以惑世。而后之儒者，不求切实之功，舍夫子之所谓仁，而于空虚想象之中求所谓仁，此亦何以异于佛老之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