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
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於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郑樵能讥班固之胸无伦次，而不能申明刘氏之家法，以故《校雠》一略，工诃古人而拙於自用；即矛陷盾，樵又无词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著录之创为《金石》、《图谱》二略，与《艺文》并列而为三，自郑樵始也。就三略而论之，如《艺文》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之属凡若干种，而《金石略》中无石经；岂可特著金石一略，而无石经乎？诸经史部内所收图谱，与《图谱略》中互相出入，全无伦次。以谓钜编鸿制，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艺文》传记中之祥异一条，所有地动图、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之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之忠列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此何说也？盖不知重复互注之法，则遇两歧牵掣之处，自不觉其牴牾错杂，百弊丛生；非特不能希踪古人，即仅求寡过，亦已难矣。
──右三之三若就书之易淆者言之，经部《易》家与子部之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家与集部之乐府、子部之艺术相出入，小学家之书法与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之诏奏议相出入，集部之词曲与史部之小说相出入，子部之儒家与经部之经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货与子部之农家相出入，非特如郑樵之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之二类，易相紊乱已也。若就书之相资者而论，《尔雅》与《本草》之书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之书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之书相资为用，不特如郑樵之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於卜筮，《洪范》藏於五行已也。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牴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类盖亦广矣。
──右三之四别类叙书，如列人为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也。班、马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如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也。《儒林传》之董仲舒、王吉、韦贤，既次於经师之篇，而别有专传。盖以事义标篇，人名离合其间，取其发明而已。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溯家学者，可以求之无弗得，以是为著录之义而已。自列传互详之旨不显，而著录亦无复有互注之条，以至《元史》之一人两传，诸史《艺文志》之一书两出，则弊固有所开也。
──右三之五别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於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於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於《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於子矣。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於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汉志》以后，既无互注之例，则著录之重复，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尔。篇次错谬之弊有二，一则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也；一则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也。欲免一书两入之弊，但须先作长编，取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之，详注一书源委於其韵下；至分部别类之时，但须按韵稽之，虽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书，一无犯复矣。至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之弊，则当深究载籍，详考史传；并当历究著录之家，求其所以同异两称之故，而笔之於书，然后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来学耳。
──右五之一《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之称《道德经》，《庄子》之称《南华经》，《屈原赋》之称《楚词》，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入於华也。自汉以后，异名同实，文人称引，相为吊诡者，盖不少矣。《白虎通德论》删去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义字，《世说新语》。删去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鸿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氏春秋》，而但曰《吕览》。盖书名本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此亦足以疑误后学者也。郑樵精於校雠，然《艺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复有《曹大家集》，则一人而误为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据，然《郡斋》一志，张君房《脞说》，而题为张唐英，则二人而误为一人矣。此则人名字号之不一，亦开歧误之端也。然则校书著录，其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於姓名之下，庶乎无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补郑第六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