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泰和五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馀，非必用之物
《金史》：泰和五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馀，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食者，以斤两定罪赏。
元光二年，省臣奏：“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馀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财三十馀万也，奈何以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现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馀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钱一万贯。
禁酒《周书酒诰》：“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触乃事，时同于杀。’”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时，复禁民酤。
汉兴，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後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酤酒。
顺帝汉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兴二年九月，诏曰：“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螽挛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定。”献帝建安中年，饥兵兴，曹公表制禁酒。
蜀先主时，以天旱禁酒，酿者有刑。
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难，敕平、开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岁饥禁酒。
义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既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执榜询者相属，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民之好此，可谓笃矣。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治卖之家废业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凭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炉专利，乃更倍售，从其酤卖，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前赵刘曜，命民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
後赵石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用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断酒。时扬州诸郡大水，扬州西曹主簿沈亮以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请权禁止。诏从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江西并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开酒禁。
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诏曰：“水旱成灾，谷稼伤弊，京师二县诸方始熟，可权断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酗讼，或议国政，故一切禁之。
献帝即位，开酒禁，吉凶宾亲各有程日。
正光後，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斜，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把，依式供营。远善客使，不在限断。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闰九月，禁京师酤酒。元象元年四月，开酒禁。
北齐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王申，以年谷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统五年十月王戌，诏禁造酒。
武平六年闰八月辛巳，开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内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闰月，诏曰：“酒醪之用，表节制于欢娱；刍豢之滋，致肥甘于丰衍。然而沉涸之辈，绝业亡资；情窳之民，骋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宁，年数不登，市肆腾贵，趋末者众，浮沉尚多。肴羞曲蘖，重增具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内诸州官民，俱断屠酤。”《通典》：唐贞观六年，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堕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兹敝俗？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官长，亲率长幼，依礼行之。庶乎人识廉耻，时知敬让。”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麦贵，断酤酒。
玄宗开元二年十一月，以岁饥，禁京城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