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代宗纪》：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铸铜器。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
《宪宗纪》：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
《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谓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则扰人，但禁铜器，斯得其要。”禁铜不过岭南《唐书宪宗纪》：元和四年，禁钱不过岭南。穆宗时，韩愈奏状亦言禁钱，不得出五岭。
禁用铜钱《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言。
禁断新钱《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颜竣传》：“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渭之蜒环钱，人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不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太宗初，惟禁鹅眼、蜒环，其徐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禁金银《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禁金银涂《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断金银涂。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禁铜钉《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丧事用铜钉。
禁销钱为佛象《旧唐书》：“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于朔，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象者，请以盗铸钱论。’”禁毁钱为铜《宋史宁宗纪》：“开禧二年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禁兵器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扩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捡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储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宫，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矢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
《旧唐书郑惟忠传》：“中宗即位，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其俗习，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那？’遂寝。”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
四年二月，诏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七月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边城军器之禁。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禁河以东无得乘马。
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钻刃之类，皆禁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