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云：杜藁钟隶
”（《千字文》云：杜藁钟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项氏家说》曰：“程回可父辨隶书曰：周兴嗣《千字》：‘杜稿钟隶。’萧于云启云：“论草隶，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价《五体序》云：‘篆则科斗、玉筯、垂露、薤叶，隶则羲、献、钟、庾、欧，虞，颜、柳，八分则酌乎篆，隶之间者。’《书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以诸家参之，则今之称隶者，乃二八分书；古之称隶者，真书，行书也。唐与国初并无此误，自欧阳以来始误。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当为小楷，疑非秦书。盖不知先有真书，後有八分书也。黄公绍曰：‘按《唐六典入校书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玺、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则程说信矣。”章子厚曰：“石金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铭刻之阴或用隶字也。许昌辨臣劝进与受掸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邪？”《水经注》：“古文出于黄帝之世。苍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曰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知隶者，篆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洪适《隶释》云：“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殆不知在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唐张怀瓘《书断》云：‘蔡邕八分入神，隶入妙。’又云：‘张昶八分碑在华阴，今华山所存汉碑凡四，华亭一碑乃昶分书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时官务稍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汉和帝时，贾鲂用隶字写《三苍》，隶法由兹而广。盖八分为小篆之捷，其赞八分则曰：‘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其赞隶则曰：‘摧锋剑析，落点星垂。’详其说而察其字，则孙根及华亭碑为汉人八分无疑矣。唐人自称八分，盖有自来，考古博雅之士更为辨之。”《宋史选举志》：“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赵古则《学范》曰：“隶即汉八分，真即汉隶，古今传习异辞，始随常名，使人易晓。好古者不可不知也。”沈存中《补笔谈》曰：“今世浴谓之隶书者，只如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後也全变……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後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陈苍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光《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1111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元吾邱衍《学古编辨字》：“一曰科斗书，科斗书者，苍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画文象虾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损益古文，或同或异，加之铦利钩杀，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书者，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谓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谓籀文为大篆。四曰秦隶。秦隶者，孙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或言秦未有隶，且疑程邈之说，故详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为最後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为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亦莫晓其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十七举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卷二禁烧金宋开宝四年，诏：“西汉法，作伪黄金弃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闻京城之内竞习其业，转相诳耀，此而不止，为盗之萌。自今犯者，并置极典。”禁销金银箔魏齐王正始元年，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