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九流之中 唯道
且九流之中，唯道、墨与儒显然争教，自余若「农家」之学，则《书》存《无逸》，《诗》存《七月》《生民》，非「农」而何？《论语》言「正名」，《易系》「明罚勅法」，非名、法而何？《典》重「授时」，《礼》贵《筮日》，非「阴阳家」而何？若夫为命之重，刍荛之采，则「纵横家」、「小说家」何尝不兼纳之其中？今乃以之与儒并列，而皆以为出于古先一官之守。夫「儒家」，即孔子也，七十子后学者，即孔子之学也。其中如《系辞》《丧服传》《公羊传》之类，附经已久，七十子之书与孔子不能分为二学也。以七十子之学仅出于司徒之一官，足以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则是孔子之教，六经之学，仅得司徒一官，少助教化，其它则无补。而十家之术，虽「纵横」、「小说」反复鄙琐，亦得与孔子之道「犹水火之相生而相灭，仁义之相反而相成，宜各舍短取长，折衷之以备股肱之材」。不知歆何怨何仇于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出之异教之口犹可，出于歆家承儒业者，岂不大异哉！孔子之道，范围天下，子思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歆乃公然贬之，大书《七略》以告天下。千古谤圣毁贤，无如此极，非狂禅之呵佛骂祖比也。考歆终日作伪，未必有甄综九流之识，盖为操、莽之盗汉，非为金、元之灭宋也。特自伪《周官》，欲托身为周公以皋牢一切，故兼收诸子，以为不过备我学一官、一识之守，因痛抑孔子，以为若而人者，亦仅备一官守，足助顺阴阳、明教化而已，阳与之，实所以夺之者，至矣！唐人尊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为先师，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但群蒙谤日，终不能以只手遮天，孔子之道自尊也。唯自歆列「儒家」于诸子，而叙七十子于其中，后世因之。自荀勖《中经簿录》，隋、唐《经籍》《艺文志》以下，至国朝《四库全书总目》，莫不从之。传仲尼之正统者，仅列九流之一家；讲「小学」之伪文者，乃为六经之附庸，颠倒悖逆，至于此极！二千年中，云霾雾塞，如堕深阱，未有人变易之者，天下尚有公是邪？宜乎为孔子之学者日衰也。《传》曰「见无礼于君者，如鹰之逐鸟雀。」今大声疾呼，以当鸣鼓之攻，别采群书为《七十子后学记》，以附六经之后，以备孔门之学。庶学者知所严崇兴起，而革刘歆以「儒」平列九流之逆说。其详见《七十子后学记凡例》，今不及。
歆抑儒家于九流，其谬固如此。而后之修史者，自班固以下，以《儒林》别立列传，皆囿于歆之邪说。夫《史记》之立《儒林传》，盖武帝以前百数十年间，孔子之学未一统，伏生、申公之伦皆独抱遗经，经略方新，而反侧未靖，《史记》纪其行事，特揭「儒者」之号以表异之，事之宜也。若至武帝厉学官、置博士之后，孔子之后淹有四海，而犹拘拘以「儒」自表，无乃悖乎？后汉儒术尤盛，将相皆出其中，与朝皆儒，别立《儒林》，尤为无理。尤可异者，《宋史》为尊朱子，以《儒林》《道学》分为二传，薄孔子教名而不居，别为异论以易之，已如守成之主无故而自更国号矣。而近世仪征阮元，更附会以《周官》「师以道得民，儒以艺得民」之说。夫「儒者」之名，始于孔子，一统之号，臣庶所尊，抑之为「艺」而以「道」专属于师，又以师、儒不过我法中系民之一，抑先圣之大道，以自尊其渎乱不验之术。试问非儒何以为师？非道何以为儒？似此出于异教之口，已为可怪。歆贬洙、泗之国号，斥尼山之教术，而犹有尊信之者，此真离经畔道之尤者也。自汉迄明，其立《儒林传》，皆名不正、言不顺之大者，今并纠于此以正大义焉。
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按：古学惑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汉书》。自马融伏东阁受读后，六朝、隋、唐传业最盛。二千年来，学者披艺受学，即便诵习，先入人心，积习生常，于是无复置疑者，古学所以坚牢不可破也。余读《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怪其绝无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事，与《汉书》绝殊。窃骇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不叙？及读《儒林传》，又无《毛诗》《周官》《左传》，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复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而卒无以解《汉书》也，以为班固校书，本从古学而然耳。今按葛洪《西京杂记》，谓：「《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亦谓刘歆续《太史公书》，即作《汉书》也。盖葛洪去汉不远，犹见《汉书》旧本，乃知《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其第一事，则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也。后人日读古文伪经及《汉书》，重规叠矩，掩蔽无迹。故千载邈邈，群盲同暗室，众口争昼日，实无见者，岂不哀哉！重之曰：歆造伪经，密致而工；写以古文体隆隆，托之河间及鲁共。兼力造《汉书》，一手掩群蒙。金丝发变怪，百代争讧讻。校以《太史公》，质实绝不同。奸破覆露，霾开日中。发得巢穴，具告童蒙。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至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共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二十六年卒。」《汉书》本传同今按：景帝立十六年，自前二年下数二十六年，为武帝元光五年；《太史公书》讫于天汉三年，上数至元光五年献王之卒，凡三十三年，则太史公远在河间之后也。
《太史公自序》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则天下凡有佚书出者，史迁莫不见之。故《自序》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自序》又曰「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山东诸儒之学，盖皆详访而熟讲之矣。
今考《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但云「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十九字，下即叙卒。若如《汉书》所叙，献王得书等于汉朝，史迁好学，不应绝不一叙。至于得《周官》、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尤为艺林殊功重事，何以史迁于《献王世家》绝不一叙？而总括六艺作《儒林传》，遍详诸经，于《诗》则鲁、齐、韩，于《礼》则唯有高堂生《士礼》，于《春秋》则公羊、谷梁，未尝知天下有所谓《毛氏诗》《周官》《左氏春秋》者，何哉？若谓河间虽得古文先秦旧书，而史迁不获见之，则史迁少讲业齐、鲁之都，《毛氏诗》《左氏春秋》既立博士，山东诸儒从之游者必皆熟闻。迁生后三十余年，亲与山东诸儒讲业，岂有六艺大业不获一闻其名者？又身为太史，百年之间，《诗》《书》间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毛诗》《左氏春秋》，河间既立博士，彰明显彻，自必集于太史公，何以不获一见？且左氏之书，则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叙其作《史记》所援据之书，亦曰据《左氏国语》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皆为叙事之书。可知左氏之书，分国为体，并非编年而为《春秋》作传。故《儒林传》叙《春秋》之学，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以其纪事而不释经，与《春秋》绝不干预。《太史公自序》尊《春秋》至矣，其为《世家》《列传》多据《左氏》，其熟精《左氏》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