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如 太平御览 引
况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诞而不经。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其为刘歆剽取无疑。亦犹《逸书》伪《武成》之剽《世俘解》，其为他篇之作伪可知。或以为多三十九篇，即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五百余篇之文。然史迁《献王传》无之，则献王所辑之五百余篇亦歆之伪文，所谓得自淹中者，举不足据。歆佐莽篡位，制礼作乐，故多天子、诸侯礼，因遍伪诸经为证，故极抑十七篇，以为诸经记「虽不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其微旨可见。凡《艺文志》文义，无不抑今文而崇伪古，平心按之，皆可见也。自尔之后，为歆伪说所感，咸以《礼》十七篇为不备，而咸惜《逸礼》之不存。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溜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注，《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食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又得《逸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珪碎璧，皆可宝也。」吴草庐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凡此诸儒犹为歆所大惑，于是人人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唐定《正义》，孔冲远自疏《礼记》，使门人贾公彦疏《仪礼》，已自轻之。自宋、明后，遂废《礼经》，不以试士，天下士人于是无复诵习者。颠倒悖谬，率天下而侮圣黜经，遂千年矣。刘歆之罪可胜诛哉！以其所托甚古，故淆乱二千年学者之耳目，莠言之乱，可畏矣乎！
按六经皆孔子所作。《诗》三百五篇，《书》二十八篇，《礼》十六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乐》在于声，其制存于《礼》，其章存于《诗》，无文辞，是为六经。禀于圣制，尊无与上者。《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然《史记》称《系辞》为「传」，《丧服》亦名「传」，亦弟子所推补也。自六经而外，皆七十子后学所记，各述所闻，或独撰一书，或合述一书，与经别行，统名曰「传」。凡儒家言皆是，犹内典佛说者为「经」，菩萨说者为「律、论」也。虽以《论语》纪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为「传」。但诸所说虽宗师仲尼，亦各明一经之义。如《五帝德》《帝系姓》《文王世子》《武王践阼》，为《书》作记者也；《系辞》《易本命》，为《易》作记者也；《王制》《坊记》，为《春秋》作记者也；《曲礼》《玉藻》《少仪》《郊特牲》《礼运》《礼器》《投壶》《衅庙》，为《礼》作记者也。自余若《经解》《大学》《中庸》之类，通论为多。盖七十子后学记，即儒家之书，即《论语》《孝经》亦在其中。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但礼家先师，刺取七十子后学记之言礼者为一册，俾便于考据，如后世之为类书然。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礼记》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问》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记》《表记》《缁衣》采之《公孙尼子》，《三年问》采之《荀子》，《保傅》《礼察》采之《贾谊》，则《礼记》纯采之七十子后学可知。五家先师，日加附益，故既采《贾谊》之《保傅》《礼察》《公冠》，并采及汉孝昭帝《祝辞》，则宣、元后先师之所采者矣。又非徒采记礼者，并其通论义理之《大学》《中庸》《学记》等篇亦刺采之，渐次汇成，以便学者观览。犹《易》家先师之采《系辞》，《韩诗》之采《外传》。史迁引「宰予问《五帝德》」，尚未以为《礼记》，则出之甚后。故大小戴、庆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于中秘亦不涉焉。刘歆知其然，故采《乐记》于《公孙尼子》，采方士《明堂阴阳说》而作《月令》《明堂位》，《隋志》谓「《小戴》四十六篇，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乃为四十九篇。」按：《别录》已有三篇目，则刘歆已窜附也采诸子杂说而作《祭法》，并推附于戴氏所传类书中。因七十子后学记而目为《礼记》，自此始也。此云「《记》百三十一篇。」《释文》引《周礼论》序云「《古礼记》二百四篇。」今并《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传》四篇，恰当二百六篇。考「儒家」，上除《内业》《周史六弢》《周政》《周法》《河间周制》《谰言》《功议》七部不可知之书，诸云《周政》《周法》，疑歆所伪以证《周官》者，辨见下下除《徐子》《鲁仲连》以下，自《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芋子》十八篇，《宁越》一篇，《王孙子》一篇，《公孙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侔子》一篇，恰二百六篇。若以《中庸》本在《记》内，此为说耳，不可数，则《记》百九十篇。「儒家」除《李氏春秋》二篇似窜入外，实二百四篇。是则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后学记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后仓士礼之阙，又窥见《礼经》十七篇，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无多，乃伪造典礼以为《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谓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于是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而窜《明堂阴阳》《王史氏》数十篇于其中，以实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学为「推士礼而致于天子」。其作伪之术，情见乎辞。考孔子定《礼》止十六篇，其它则与弟子言之，未及成书，赖弟子推补为多。即以《丧服》一篇，已为子夏之传，盖子夏所推补者。其它《礼记》诸篇可知。故仓等推礼是七十子家法，孔子发其大义，则高弟人人可依例推致，《论语》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明贵能推致也。若使孔子事事为之，虽以圣人之力有所不能尽者矣。歆之乘机窜伪，因间窃发，此如卓、操之伺隙盗篡，唯正名讨除之而已。至若《释文》所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此皆古学家虚造之说，不可信。要之三家博士刺取《礼记》，多寡去取，各有不同。今本《礼记》，据《别录》有四十九篇。《别录》为歆伪撰，则亦歆所定以便其窜附者，卢、马考而述之者也。若《后汉书》曹褒之传《礼记》四十九篇，桥仁之传《礼记》四十九篇。考曹褒为庆氏学，桥仁为戴德学，安得有四十九篇之说？此为伪古学伪窜无疑。其七十子后学记，辨详下。
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自临孝存难之，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盖汉今文家犹知之。自马、郑尊之，康成以为「三礼」之首，自是盛行。苏绰、王安石施之为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称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为歆所谩甚矣。歆伪诸经，唯《周礼》早为人窥破，胡五峰、季本、万斯同辨之已详，姚际恒亦置之《古今伪书考》中矣。又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云「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时众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着录者妄耳。或信以为真出刘向，且谓诟厉《周礼》为「误周公致太平之迹」，谓郑君取之为「不以人废言」，则受歆欺绐矣。或又据《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土牛事」，信其出西汉前。不知《史记》经刘歆窜乱者甚多，史迁时盖未有《周官》，有则《儒林传》必存之。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亦犹有误。武帝世本无《周官》，何得有所议邪？则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及《儒林传》正定之，其真伪决矣。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者也。其本原出于《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为六官所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