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尚不能备后世情伪，若《汉书》，则几备矣
《左传》尚不能备后世情伪，若《汉书》，则几备矣。（《李榕村集》）凡文字不可走了样子，《史记》创一个样，后来史书，硬依他叙记；诸文韩昌黎创一个样，后来亦便依他。其初创为者都非常人，若后来不是此等人，生要创为，便不成样。（《李榕村集》）静中工夫，惟闲时可用。孔明自二十六岁出来，日倥偬于戎马之间，曾无刻暇，而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想他天资高，时时将心提起，用着实落工夫来。（《李榕村集》）朋友要取直谅，自己受益，不受尽言者，始于予智，终于至愚。夫子称舜好问好察，不必贤智之言始足听也。耕问奴、织问婢，他所素习，必胜于我。武侯天资高，曰“广咨询”，曰“闻过必改而无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为物作轻重”。故功虽未成，而信格神明，势倾天下。当时称服，了无异词；后世传诵，久而弥光。（《李榕村集》）徐元直说：“俗儒不知世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武侯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据江东。”正所谓俗儒也。（《李榕村集》）学问须是熟。梅定九于历算，四十年工夫，尚不能熟。读书不熟，终不得力。魏伯阳所谓“千周万遍”也。（《李榕村集》）读书不透，多亦无益。然未有不多而能透者。（《李榕村集》）人无所得，虽读得《三通》，高谈雄辨，证佐纷罗，其归如搦冰然，初非不盈把，渐搦渐消，至于无有。所以读书以实得为主。（《李榕村集》）学问之道，最怕他地方派断，如李中孚幼为孝子，长为高士，半世读书，所著论多未谛当，以关中派断故也。（《李榕村集》）欲搜《廿一史》中取其有关于修齐治平之要者，仿东莱《大事记》为一编；又搜历代典制沿革及后世如何可以通行者，略仿《通考》，各著为论为一编。（《李榕村集》）今专门之学甚少，古来官制、田赋、冠服、地理之类，皆无精详可据之书，此等必时时考究得原原本本，确有条贯方好。不然，随便著作，有何关系。
巨鹿、昆阳，皆以少胜众。项羽一战而骄，诸侯膝行而前，气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敛，伯升为更始所杀，夜间泪湿枕席，平居却不露声色，便是成事气量。（《李榕村集》）作史全要简洁，《蜀志》后主二年终岁止八字，曰：“劝农殖谷，闭关息民。”只此的是良史才。（《李榕村集》）场言某门人陈大章最熟《通鉴》，检得其中疏误处，便作一篇文字辨驳之。闻其师谓之曰：“不消如此，只注其下云应作如何足矣。宇宙间几部大书，譬如祖父遗训，万一偶误，只好说我当日记得是如此，若侃侃辨证，便非立言之体。”元生曰：“正是如此。今人读程朱书，于其道理精纯处，毫不理会，至于地名、人名、制度，偶然疏舛，便当作天来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虽说得是，亦令人厌。所谓‘辞有体要’也。”（《李榕村集》）为申饬学校事。本部院奉命督学、考试畿南一道，行已告竣。见其俗尚朴厚，士子行文可观者，所在不乏，未尝不心为慰喜。然风土差殊，或有师友渊源之异，或有师生学勤惰之别，以故诸生童佻达城阙者多，楛桎穷年者少。平日学植既落，临事剽窃应文，根株浅薄，词采干枯，谬体相沿，理法不讲。自诸生甚者一县无可充优等，而新进童子不能及，皆由师儒玩姑息，不修厥事之过也。今朝重尔教职之选，分别流品，一以举贡代匮，庙堂责成之意，宜各念知。其自今顾名自爱，大变因循积弊，相与立为教学规条，月考岁计，至本部院科试程士之日，蒸蒸一变。是则金口木舌弗懈之效也。凡读书作文，须有根底，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浮词填胸，千里一轨，遇题目相近，剽剥不让，公然相袭，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间或理致及典实题样与所习相左，则荒疏杜撰，无一语中肯綮者。何则？理致精微，非平日体认真切，熟于诸儒讲说源流，敷辞安能动洽理趣？若典实题则或系礼乐、名物、井田、学校、制度之属，或称引唐虞、夏、殷、周帝王贤圣德美功业之类，非略览《易》、《诗》、《书》、《春秋》诸经，晓其故实事迹，但就时文中搜摘应副，甫脱口而谬戾不可胜言矣。今将责士子淹该经史，骤未易至；若沉潜经书，使先儒理解融会通贯，自是诸生分内事；至于他经即不能尽究其全，固当略涉其趣，随其天资分量，左右采获，积累既多，造意措词，亦自略有本原，而坐进淹茂矣。（《榕村别集》）余姚黄宗羲曰：“士之不学，由专工于时艺也；时艺之不工，由专读于时文也。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柢经史，时文号为最盛，固未尝以之流行坊社间也。万历丁丑冯具区集籍中名士文，汇刻二百余篇，名《艺海元珠》；至癸未，具区为房考，刻书《一房得士录》，此京刻之始也。然壬辰尚缺三房，乙未缺一房，至戊戍而十八房始备。娄江王房仲《阅艺随录》，此选家之始也。辛丑遂有数家。自是以后，时文充塞宇宙，经史之学，折而尽入于时学矣。”（《明文英华》）杨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元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士）选程墨始。至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为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昔邱文庄当天顺成化之盛，去宋元未远，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昔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说学，而卜周之衰。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旁通经史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坎轲不利之人。岂非所谓患失而惑者与？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明文英华》）万季野语余曰：“子于古文信有得矣。然愿子勿泥也。唐宋号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韩愈氏而止耳，其余则资学者以爱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自此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