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自易 诗 中庸
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 天命、阴阳、鬼神等，仆之愚未足与议，但以大半属圣人所罕言不语者，而必“毫分缕析，如示诸掌”，何为也哉！至于推明古人之经书，论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学成后余事。学成矣，则用于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可完吾性分以还天地，不著述可也。观其时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后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书生之书，解之论之，则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论著之既明，遂为“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不其诬欤！无实功于道统，既不免尧、舜、孔、孟在天者之叹息，又无实征于身世，岂能服当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驾一世之上，而动拟帝王圣贤，此伪学之名所从来也！仆尝妄议，宋代诸先儒，明末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学问气节必更别，若只如此，恐亦不免伪学之禁，门党之诛也。但宋、明朝廷既无真将相，草野既无真学术，则正宜用称说诗书，标榜清流者撑持其衰运，不宜诛之禁之以自速其败亡也。要之似龙骨马，司国柄者不可废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悯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杀父之子，无与于孔子也，而孔子惧；天下有无父之墨，无君之杨，非孟子为之也，而孟子惧；盖儒者之悯天下而厚自责如此。况真失学宗以误斯人，则近代之祸，吾儒焉得辞其责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著摸。某则性钝，读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耳。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朱子与南轩一派师友，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较王、何清谈，颇用力于身心，较韩、欧文字，犹规规于理性，白、苏诗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虚，又全不及其读讲，真三代后近于儒之学，硗薄气运中不易得之豪杰也。然而身分如此，无能强增。故推奖处，或衬贴以圣贤、道统、躬行、经济之语，至其比长竞短，叙实指事，或推人，或自见，则皆在言词读作之中而无他也。且其病南轩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状，但其为失有浅深，遂自以为得中耳。愚尝上书刁文孝，其答书亦不问人之疑与否，只自己说尽。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见，盖素日所学，原是说话作文，更无他物与人耳。况讲读之学教，即循循有序，亦与学记之言时孙者不同。夫“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所谓“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苟躁速引进而不顾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诚也，不时不孙也。故法干上会谓其子九数已熟，甚悦。予曰：“且勿令知有乘归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进。”正此意也。学者观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诸章，岂诵读讲说之学所可托哉！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云云。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介然为两途，不可相通。’ 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补填难，且理会道理诗书”，非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书、数介然为两途乎？只是不肯说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视其友”，观此益信。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五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现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于南轩、伯恭皆不讳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岂恶闻异己之言哉！至今仕学皆先立党，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问：“子静不喜人论性。”曰：“怕只是自己理会不曾分晓，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故一截截断。然学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不喜人论性，未为不是，但少下学耳。朱子好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谓即此是学，则误矣。故陆子对语时每不与说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贬斥，尤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先生岂未用此功欤！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之学，全不觉其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不自六艺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 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须要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陆子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非是言“不用修为存养”，乃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诵读训诂，故立言过激，卒致朱子轻之。盖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维持壅培之无具，大亦岂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伤脾胃人二喻，诚中陆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当资送，口说健脾和胃方当开胃进食，即是终年持说，依然旅寓者不能回乡，伤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为陆子所笑，而学宗遂不归一矣。岂若周、孔子三物之学，真旅寓者之糇粮车马、伤脾胃者之参术缩砂也哉！既知夫子不说破，前乃讥陆子不说破是“禅家自爱”，何也？
子静之说无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细检之，讲学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此拗之所从来也。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做去云云。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