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
《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尚以辞高旨远，后学难尽诗论。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为讲义也。
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注疏成都府学主乡贡傅注奉右撰夫《孝经》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圣人蕴大圣德，生不偶时，適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僣乱，礼乐崩颓。居上位者赏罚不行，居下位者襃贬无作。孔子遂乃定礼、乐，删《诗》、《书》，赞《易》道，以明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虑虽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说《孝经》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谨其法。故《孝经纬》曰：“孔子云：‘欲观我襃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是知《孝经》虽居六籍之外，乃与《春秋》为表矣。先儒或云“夫子为曾参所说”，此未尽其指归也。盖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为请益问答之人，以广明孝道。既说之后，乃属与曾子。洎遭暴秦焚书，并为煨烬。汉膺天命，复阐微言。《孝经》河间颜芝所藏，因始传之于世。自西汉及魏，历晋、宋、齐、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虽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传行者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义疏》，播於国序。然辞多纰缪，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诏群儒学官，俾其集议。是以刘子玄辨郑注有十谬七惑，司马坚斥孔注多鄙俚不经。其馀诸家注解，皆荣华其言，妄生穿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烦乱，撮其义理允当者，用为注解。至天宝二年注成，颁行天下，仍自八分御紥，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台《孝经》是也。
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御制序并注[疏]正义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参陈孝道也。汉初，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至刘炫遂以《古孝经·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馀字。孝者，事亲之名；经者，常行之典。”按《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又按《礼记·祭统》云：“孝者，畜也，畜养也。”《释名》云：“孝，好也。”《周书》：“谥法至顺曰孝。”总而言之，道常在心，尽其色养，中情悦好，承顺无怠之义也。《尔雅》曰：“善父母为孝。”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此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为孝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经、下经，《老子》有道经、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经之创制，孔子所撰也。前贤以为曾参唯有至孝之性，未达孝德之本，偶於间居，因得侍坐，参起问於夫子，夫子随而答，参是以集录，因名为《孝经》。寻绎再三，将未为得也，何者？夫子刊缉前史而修《春秋》。犹云笔则笔，削则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辞。按《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斯则修《春秋》、撰《孝经》，孔子之志、行也。何为重其志而自笔削，轻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刘炫《述义》，其略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士有百行，以孝为本。本立而后道行，道行而后业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则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时立称，经典之目，随事表名，至使威仪礼节之馀盛传当代，孝悌德行之本隐而不彰。夫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特感圣心，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若疑而始问，答以申辞，则曾子应每章一问，仲尼应每问一答。按经，夫子先自言之，非参请也；诸章以次演之，非待问也。且辞义血脉文连旨环，而开宗题其端绪，馀音广而成之，非一问一答之势也。理有所极，方始发问，又非请业请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则下章云此之谓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顺民，皆遥结道本，答曾子也。举此为例，凡有数科，必其主为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问，更自述而修之？且三起曾参侍坐与之别，二者是问也，一者叹之也。故假言乘闲曾子坐也，与之论孝。开宗明义上陈天子，下陈庶人，语尽无更端，於曾子未有请，故假参叹孝之大，又说以孝为理之功。说之以终，欲言其圣道莫大於孝，又假参问，乃说圣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论敬顺之道，未有规谏之事，殷勤在悦色，不可顿说犯颜，故须更借曾子言陈谏诤之义。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杨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若依郑注实居讲堂，则广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岂凌人侮众，独与参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参先避席乎？必其遍告诸生，又有对者，当参不让侪辈而独答乎？假使独与参言，言毕，参自集录，岂宜称师字者乎？由斯言之，经教发极，夫子所撰也。”而《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谓其为曾子特说此经，然则圣人之有述作，岂为一人而已！斯皆误本其文，致兹乖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郑玄之《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其言虽则不然，其意颇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一，独假曾子为言，以参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万行俱备，称为人圣，则凡圣无不孝也。而家有三恶，舜称大孝，龙逢比干，忠名独彰，君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虽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严也。耘瓜伤苗几殒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兹，固非参性迟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审考经言，详稽炫释，贵藏理於古而独得之於今者与。元氏虽同炫说，恐未尽善，今以《艺文志》及郑氏所说为得。其作经年，先儒以为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为证，则作在鲁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案《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据先后言之，明《孝经》之文同《春秋》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