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
”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
○答曰：盖孔子见西狩获麟，知周将亡，又见天命有改制作之意，故用夏、殷之《易》矣。或言卜则是龟之辞也，不从宋氏之说。若然，应言阳豫之兆，何言卦乎？盖龟蓍通名，故言卜矣。
○问曰：何氏注《春秋》，始乎隐公，则天之数，不审孔子何以正于获麟止笔乎？
○答曰：案哀十四年传云“《春秋》何以始乎隐”，注云“据得麟乃作”；“祖之所逮闻也”，注云“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犹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彼注云“据哀公未终也”；曰“备矣”彼注云“人道浃，王道备，必止於麟者，欲见拨乱功成於麟，犹尧、舜之隆，凤皇来仪，故麟於周为异，《春秋》记以为瑞，明大平以瑞应为效也。绝笔於春，不书下三时者，起木绝火王，制作道备，当授汉也”是也。
○问曰：既言始於隐公则天之数，复言三世，故发隐公何？
○答曰：若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宜为三世，故礼为父三年，为祖期，为高祖、曾祖齐衰三月。据哀录隐，兼及昭、定，已与父时事，为所见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时事，谓之所闻之世也；隐、桓、庄、闵、僖，曾祖、高祖时事，谓之所传闻之世也。制治乱之法，书大夫之卒，文有详略，故日月备于隐，如是，有罪之见录，不日卒于得臣，明有过以见罪；益师不日，著恩远之辞。
○问曰：郑氏云：“九者，阳数之极”，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终矣，故《孝经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然则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见人命参差，不可一齐之义。又颜安乐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颜、郑之说，实亦有途，而何氏见何文句，要以昭、定、哀为所见之世，文、宣、成、襄为所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之世乎？
○答曰：颜氏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同宜一世，若分两属，理似不便。又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从生以后，理不得谓之所闻也。颜氏之意，尽於此矣。何氏所以不从之者，以为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以为见，孔子始生，未能识别，宁得谓之所见乎？故《春秋说》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巳后明为一世矣。邾娄快、邾娄鼻我虽同有以近书之传，一自是治近升平书，一自是治近大平书，虽不相干涉，而漫指此文乎？郑氏虽依《孝经》说文取襄十二年之后为所见之世尔时孔子未生焉。得谓之所见乎？故不从之。
○问曰：《孝经说》文实有九九八十一为限之言，《公羊》信纬，可得不从乎？
○答曰：《援神契》者，自是《孝经纬》横说义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依《春秋说》为正解明矣。
○问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题云《左氏》；《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何故不题曰“卜氏传”乎？
○答曰：《左氏传》者，丘明亲自执笔为之，以说经意，其后学者题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毌生乃著竹帛，胡毌生题亲师，故曰《公羊》，不说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也。
○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
○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问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聊不相干，何故然乎？
○答曰：《春秋》之内，具斯二种理，故宋氏又有此说，贤者择之。
○问曰：《文谥例》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然则三科九旨之义，已蒙前说，未审五始、六辅、二类、七等之义如何？
○答曰：案《文谥例》下文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
○问曰：《春秋说》云：“《春秋》书有七缺。”七缺之义如何？
○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为妇之道缺也；大夫无罪而致戮，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为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杀其世子痤”，残虐枉杀其子，是为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已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郊祀不脩，周公之礼缺，是为七缺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