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闻端门之命 有制作之状
又闻端门之命，有制作之状，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脩为《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史记》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以此言之，则孔子见时衰政失，恐文、武道绝，又见麟获，刘氏方兴，故顺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汉者。案《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数文言之，《春秋》为汉制明矣。
○问：案庄七年“星霣如雨”，传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又昭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传云“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其词则丘有罪焉尔’”，何故孔子脩《春秋》，有改之者何？可改而不改者何？
○答曰：其不改者，勿欲令人妄亿措其改者，所以为后法故或改或不改示此二义。
○间曰：《公羊》以鲁隐公为受命王，黜周为二王后。案《长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顺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尔？何以为忠信？何以为事上？何以诲人？何以为法？何以全身？如此若为通乎？
○答曰：《孝经》说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然则其微似之语独传子夏，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汉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后世人乃闻此言矣。”孔子卒后三百岁，何不全身之有？又《春秋》藉位於鲁，以讬王义，隐公之爵不进称王，周王之号不退为公，何以为不正名？何以为不顺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以谦让之有？
○问曰：《春秋说》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阳豫之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
○答曰：盖孔子见西狩获麟，知周将亡，又见天命有改制作之意，故用夏、殷之《易》矣。或言卜则是龟之辞也，不从宋氏之说。若然，应言阳豫之兆，何言卦乎？盖龟蓍通名，故言卜矣。
○问曰：何氏注《春秋》，始乎隐公，则天之数，不审孔子何以正于获麟止笔乎？
○答曰：案哀十四年传云“《春秋》何以始乎隐”，注云“据得麟乃作”；“祖之所逮闻也”，注云“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犹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彼注云“据哀公未终也”；曰“备矣”彼注云“人道浃，王道备，必止於麟者，欲见拨乱功成於麟，犹尧、舜之隆，凤皇来仪，故麟於周为异，《春秋》记以为瑞，明大平以瑞应为效也。绝笔於春，不书下三时者，起木绝火王，制作道备，当授汉也”是也。
○问曰：既言始於隐公则天之数，复言三世，故发隐公何？
○答曰：若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宜为三世，故礼为父三年，为祖期，为高祖、曾祖齐衰三月。据哀录隐，兼及昭、定，已与父时事，为所见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时事，谓之所闻之世也；隐、桓、庄、闵、僖，曾祖、高祖时事，谓之所传闻之世也。制治乱之法，书大夫之卒，文有详略，故日月备于隐，如是，有罪之见录，不日卒于得臣，明有过以见罪；益师不日，著恩远之辞。
○问曰：郑氏云：“九者，阳数之极”，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终矣，故《孝经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然则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见人命参差，不可一齐之义。又颜安乐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颜、郑之说，实亦有途，而何氏见何文句，要以昭、定、哀为所见之世，文、宣、成、襄为所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之世乎？
○答曰：颜氏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同宜一世，若分两属，理似不便。又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从生以后，理不得谓之所闻也。颜氏之意，尽於此矣。何氏所以不从之者，以为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以为见，孔子始生，未能识别，宁得谓之所见乎？故《春秋说》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巳后明为一世矣。邾娄快、邾娄鼻我虽同有以近书之传，一自是治近升平书，一自是治近大平书，虽不相干涉，而漫指此文乎？郑氏虽依《孝经》说文取襄十二年之后为所见之世尔时孔子未生焉。得谓之所见乎？故不从之。
○问曰：《孝经说》文实有九九八十一为限之言，《公羊》信纬，可得不从乎？
○答曰：《援神契》者，自是《孝经纬》横说义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依《春秋说》为正解明矣。
○问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题云《左氏》；《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何故不题曰“卜氏传”乎？
○答曰：《左氏传》者，丘明亲自执笔为之，以说经意，其后学者题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毌生乃著竹帛，胡毌生题亲师，故曰《公羊》，不说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也。
○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
○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问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