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云“何休学”，今案《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学’
又云“何休学”，今案《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於师，乃宣此义不出於巳’。”此言为允，是其义也。
○问曰：《左氏》以为鲁哀十一年夫子自卫反鲁，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经成，不审《公羊》之义，孔子早晚作《春秋》乎？
○答曰：《公羊》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春秋说》具有其文。
○问曰：若《公羊》之义，以获麟之后乃作《春秋》，何故“大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纟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罪也”，“夫昔西伯拘羑里，演《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自黄帝始作其文也。案《家语》孔子厄於陈、蔡之时，当哀公六年，何言十四年乃作乎？
○答曰：孔子厄陈、蔡之时，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犹在获麟之后也。故《家语》云：“晋文之有霸心，起于曹、卫越王句践之有霸心，起于会稽。”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庸知非激愤厉志，始於是乎者？是其有意矣。
○问曰：若《左氏》以为夫子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至十二年告老，见周礼尽在鲁，鲁史法最备，故依鲁史记修之以为《春秋》。《公羊》之意，据何文作《春秋》乎？
○答曰：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尧、舜，下包文、武，又为大汉用之训世，不应专据鲁史，堪为王者之法也，故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也。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
○问曰：若然，《公羊》之义，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今经止有五十馀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国乎？
○答曰：其初求也，实得百二十国史，但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何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皆弃而不录，是故止得六十国也。
○问曰：若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为《春秋》，何故《春秋说》云“据周史立新经”乎？
○答曰：闵因叙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以此言之，周为天子，虽诸侯史记，亦得名为周史矣。
○问曰：《六艺论》云：“六艺者，图所生也。”然则《春秋》者，即是六艺也，而言依百二十国史以为《春秋》何？
○答曰：元本“河出图，洛出书”者，正欲垂范於世也。王者遂依图书以行其事，史官录其行事以为《春秋》，夫子就史所录，刊而脩之，云出图书，岂相妨夺也？
○问曰：案《三统历》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贾、服依此以解《春秋》之义，不审何氏何名《春秋》乎？
○答曰：公羊何氏与贾、服不异，亦以为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说》云“始於春，终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於春，终於秋，故曰《春秋》也。而旧云《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案庄七年经云“星霣如雨”，传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不脩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以此言之，则孔子未脩之时已名《春秋》，何言孔子脩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
○问曰：《春秋》据史书而为之，史有左右，据何史乎？
○答曰：《六艺论》云：“《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云：“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记文先言左史，郑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为《春秋》矣。云云之说，《左氏》首已成解，不能重载。夫子所以作《春秋》者，《解疑论》云：“圣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觉后生也。西狩获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为周亡之异，汉兴之瑞，故孔子曰‘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载诸行事’。又闻端门之命，有制作之状，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脩为《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史记》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以此言之，则孔子见时衰政失，恐文、武道绝，又见麟获，刘氏方兴，故顺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汉者。案《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数文言之，《春秋》为汉制明矣。
○问：案庄七年“星霣如雨”，传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又昭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传云“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其词则丘有罪焉尔’”，何故孔子脩《春秋》，有改之者何？可改而不改者何？
○答曰：其不改者，勿欲令人妄亿措其改者，所以为后法故或改或不改示此二义。
○间曰：《公羊》以鲁隐公为受命王，黜周为二王后。案《长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顺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尔？何以为忠信？何以为事上？何以诲人？何以为法？何以全身？如此若为通乎？
○答曰：《孝经》说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然则其微似之语独传子夏，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汉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后世人乃闻此言矣。”孔子卒后三百岁，何不全身之有？又《春秋》藉位於鲁，以讬王义，隐公之爵不进称王，周王之号不退为公，何以为不正名？何以为不顺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