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言性恶；
荀子，言性恶；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各明一义。性善之说，于立教为宜，故后世多宗之。其实曰善曰恶，已为性之所见端，未可谓之性也。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殊未可厚非。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亦此意也。宋儒因回护孟子之说，于是创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分别善恶。谓生而善者，义理之性。习而恶者，气质之性。益支离而不可通矣。
情情者，性之动也。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故性与情亦恒相联属。《易》言欲而不言情。孔子赞《易》，曰“利贞者，性情也”。《白虎通》曰：“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论衡》曰：“性生于阳，情生于阴。”《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皆性情并举。性贞于诚，而情则有诚有伪。《系辞》曰“设卦以尽情伪”，又曰“爻彖以情言”，又曰“吉凶以情迁。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又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观旁通而情可见矣。
教教以立人，道以立己，己立立人。故《易》之为书，无非道也，无非教也。卦之言教者三：坎“习教事”，临“教思无穷”，观“观民设教”，而要以“蒙养”为立教之始。孔子更广其义于渐，曰“居贤德善俗”。于蛊曰“振民育德”。于无妄曰“茂对时育万物”。于是今世谓之文明教育之事业，而《易》无不备举矣。而其博大精深之教义，则尚非今世物质文明之教育家，耳目思想所能及。当于卦爻内详论之，兹未遑悉举也。
用《易》者，用世之书也。故以有立教，亦以用立教，亦即以中立教。有贵乎能用，有而不能用，则与无等耳。然非无不能明有之用，非用无以尽有之功，非中无以尽用之妙，故曰“有”，曰“用”，曰“中”。此《易》之界说也。必明此界说，而后《易》可得而言。《易》六十四卦，无一非用，而以乾坤用九用六发其凡。用六而曰以大终，则六亦九之用，故以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以竟《易》之全功。《乾?九二》“庸言”“庸行”，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而曰“庸”者，庸者用也，明用之非中不立也。
以以，用也。孔子传《易》，以明大用，于六十四卦之《象传》明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六十四卦皆此以一字挈其纲，即“五十以学《易》”之以，亦即“以《易》传教”本旨之所在也。盖《彖传》者，释内外两卦之用也。《象传》则取两卦之中，合上下之义而贯串之。两卦之中者何？即三四两爻，所谓中爻所谓人爻者是也。故曰“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而二四三五同功，三四于六爻为人位，“立人之道”立于此。孔子之六十四“以”字，亦发明于此。明乎此，则庶乎可尽《易》之用。虽吉凶有命，而悔吝可免矣。故《易》于乾之九三九四两爻，特著曰“无咎”。
之之者，《易》之用也。爻有变动，故曰之。“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有所之而吉凶见焉。之字作屮。屮者一生三也。《易》者，一阴一阳。动有所之，而用生焉，则二生三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而当，则得道。之而不当，则失道。《无妄?传》曰：“无妄之往，何之矣。”何之则道穷，是以君子慎其所之。
孚旧说“孚，信也”。坎为信。凡卦言“有孚”，皆指坎，似是而实非也。孚果指坎，何以中孚无坎象？孚固有信之一义，然信字不足以尽孚也。孚从爪，从子，象鸟以爪抱子。鸟子为卵，爪子以象抱卵，有化育之意。中孚卦象，实以巽五兑十，乃五十五数之中，于五行为土。土主化物，故曰中孚。其曰“有孚”者，“有”谓大有。火天大有，离也。孚，则指坎。坎离居南北之位，合乾坤之中，维中能孚，故曰“有孚”。有则大，孚则化，“有孚”者，即《中庸》所谓“大德敦化”也。凡《易》之道，一阴一阳，必阳孚于阴，而阴孚于阳，而后阴阳和，而成化育之功。人品有君子小人，泰、否，君子小人之相消长者也。遁曰“君子吉，小人否”，观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必君子能孚小人，则小人亦能化为君子。所谓“有孚颙若”，下观而化，则先否后喜，天下受福矣。若不能用观，则成大壮。义非不正，理非不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