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
《周礼?大司乐》「以享先妣」与「以享先祖」，相偶为文。卜辞和金文均称祖母为妣，从无以妣为母者。以妣为母，始见于战国末期的典籍，与易辞不符。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陆续训苞桑为丛桑，甚是。不言系于桑而言系于丛桑，自系就巩固为言。而先生谓「桑而丛生，其柔可知，系于柔木，其危可知」，未能允当。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约为勺的借字，即酌酒之斗。《考工记》郑注谓「勺、故书或作约」，是其证。《诗?采苹》：「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是古奠祭于牖下之证。「纳勺自牖」，是说祭时自牖纳勺于樽以挹酒。而先生引《周礼?司约》的「治神之约」以为之解，乖于本义。《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康侯即《书?康诰》的康叔封，金文作「康侯丰」。而先生误谓「康侯略如大侯，为诸侯之美称」。益六四：「利用为依迁国」，依应读作殷，即《书序》所说的「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而先生误据《说文》训依为倚。升六四：「王用享于歧山」，先生谓「纣能囚文王，何不可到岐山」。其实，纣何曾到过岐山？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先生谓「帝乙、汤也」。其实，帝乙谓纣父，太乙何曾有帝乙之称？
总起来说，先生的主要成就是通过对《焦氏易林》的多年钻研，在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用归纳方法，分析和总结了各种逸象的应用规律，进一步以之诠释《周易》，基本上都是吻合无间的。因此，《左传》、《国语》、《易林》和《易卦》的用象，才由前此的对立得到统一。由于《周易》无象外之辞。而先生的绝大发明则在乎象，解决了旧所不解的不可胜数的易象问题，可以说，先生对易象的贡献是空前的。但是，也无可讳言，先生对《周易》的作者，只沿袭传统旧说；并且，对某些卦象，以及文字、声韵、训诂和史实方面，仍有许多可议之处。不过，前者的若干发明是主要的，后者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由于是非得失系客观存在，不以个人爱憎为转移，有关本书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与其使读者劳神笔墨，一一加以指责，不如先事择要说明之为愈。因此，本文不敢阿其所好，为先生回短护非，遂不自量地举出一些事例，评论其得失（当然限于篇幅，很不全面）。庶几瑕不掩瑜，晶光赫露，而先生的苦心孤诣和一系列的发明，也可以信今而传后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于长春(注：文中有些卦画或符号无法打出，以◇代替。另文中◆是古字，其字是”虎”字截去下半的”儿”而代之以”丘”)周易尚氏学自序易理至明也。而说者多误。说何以误。厥有二因。一因易理之失传。太史公曰。易以道阴阳。阴阳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艮传云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谓阳应阳阴应阴为敌也。中孚六三云得敌。同人九三曰敌刚。谓阴比阴阳比阳为敌也。阴遇阴。阳遇阳。既为敌而不相与。则不能为朋友为类明矣。咸传曰二气感应以相与。恒曰刚柔皆应。夫阴阳相与相应。则必相求而为朋友为类明矣。复曰朋来无咎。谓阳来也。阴以阳为朋也。损曰一人行则得其友。谓阳行至上而据二阴也。阳以阴为友也。颐六二曰行失类也。谓阴不遇阳也。至明白也。乃说者于坤上六。谓阴阳相战争。相伤而出血矣。于文言谓阴阳相忌相疑矣。以阳遇阳为朋。阴遇阴为友为类矣。同性相敌。异性相感之理一失。于是初四二五三上阳应阳阴应阴者谓之失应。人尚知之。至于阳比阳阴比阴。如夬垢之三四。如颐之六二。说者则茫然。于是全部易。如征凶。往吝。往不胜。壮于趾。其行次且。及慎所之等辞。全不知其故矣。又如阳遇重阴。阴遇重阳而当位者。所谓往吉。征吉。利涉。利往。上合志也。此其义宋蔡渊曾创言之。而未大行。于是全部易爻象若是者。自汉迄清。说者亦莫明其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