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集藏 / 文评-24部 /

文章缘起 梁 任昉 提要 文章缘起 　 提要 　　《文章缘起》一卷，旧本题梁任昉撰。考《隋书经籍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称有录无书。是其书在隋已亡。《唐书艺文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绩不知何许人。然在唐已补其亡，则唐无是书可知矣。宋人修《太平御览》，所引书一千六百九十种，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论》之类，无不备收，亦无此名。今检其所列，引据颇疏。如以表与让表分为二类，骚与反骚别立两体；《挽歌》云起缪袭，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将，不知苍颉之更古。崔骃达旨，即扬雄《解嘲》之类，而别立旨之一名；崔瑗《草书势》，乃论草书之笔势，而强标势之一目。皆不足据为典要。至于谢恩曰章，《文心雕龙》载有明释，乃直以谢恩两字为文章之名。尤属未协，疑为依托，并书末洪适一跋亦疑从《盘洲集》中钞入。然王得臣为嘉佑中人，而所作《麈史》有曰：“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势、约，凡八十五题，可谓博矣。既载相如《喻蜀》，不录扬雄《剧秦美新》；录《解嘲》而不收韩非《说杂》；取刘向《列女传》而遗陈寿《三国志评》。又曰：“任昉以三言诗起晋夏侯湛，唐刘存以为始‘鹭于飞，醉言归’；任以颂起汉之王褒，刘以始于周公时迈；任以檄起汉陈琳檄曹操，刘以始于张仪檄楚；任以碑起于汉惠帝作四皓碑，刘以管子谓无怀氏封太山刻石纪功为碑；任以铭起于秦始皇登会稽山，刘以为蔡邕铭论黄帝有巾几之铭”云云。所说一一与此本合，知北宋已有此本，其殆张绩所补，后人误以为昉本书欤？明陈懋仁尝为之注，国朝方熊更附益之。凡编中题注字者，皆懋仁语。题补注字者，皆熊所加。其注每条之下，蔓衍论文，多捃拾挚虞、李充、刘勰之言，而益以王世贞《艺苑卮言》之类，未为精要。于本书间有考证，而失于纠驳者尚多。议论亦往往纰缪。如谓枚乘《七发》源于孟子、庄子之七篇，殊为附会。又谓乡约之类当仿王褒僮约为之，庶不失古意。不知僮约乃俳谐游戏之作，其文全载《太平御览》中。岂可以为乡约之式，尤为乖舛。以原本所有，姑附存之云尔。 文章缘起 　　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公《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着，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 　　（注）鲁庄公《诔县贲父》在哀公前。 　　（补注）马端临“《经籍志文章縁起》，一巻”。陈氏曰“梁 太常卿 乐安 任昉彦升撰，但取秦汉以来不及六经、圣人之经，不当与后世同录。” 　　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　 　　（注）《国风江有汜》三言之属也。汉元鼎四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歌》。乃三言起。 　　四言诗——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 　　（注）《诗家直说》“四言体起于《康衢歌》。沧浪谓起于韦孟，误矣”。《诗纪》“按四言诗，三百五篇在前。而严云“起于韦孟”，盖其叙事布词自为一体，汉魏以来逓相师法，故云“始于韦”。或又引《康衢》以为权舆。又乌知康衢之谣非列子因雅颂而为之者邪？然《明良五子之歌》载在《典谟》，可征也”。刘勰曰“四言正体，雅润为本”。李白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王世贞曰“四言须本风雅间，及韦曹，然勿相杂也。”　 　　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 　　（注）《国风谁谓雀无角》，五言之属也。刘勰曰“《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逺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乆矣”。《诗品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支体，固自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六言诗——汉大司农谷永作 　　（注）《国风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之属也。《文选注》董仲舒《琹歌》二句、《乐府满歌行》尾亦六言。 　　七言诗——汉武帝《栢梁殿》联句 　　（注）《周颂》“学有缉熙于光明”，七言之属也。七言自诗骚外，栢梁以前，有《皇娥、白帝子、击壤、箕山、大道、狄水、获麟、南山、采葛妇、成人、易水》诸歌，俱七言。或曰始于《击壤》。或曰已肇《南山》。或曰起自《垓下》，然『兮』哉，类于助语，句体非全。惟少昊时《皇娥、白帝》二歌、勾践时《河梁》歌，体具世逺，非其始乎？但悉见之后人书中，似出述作之手，故自汉魏六朝下及唐宋以来，迭相师法者，实祖《栢梁》也 。 　　（补注）汉祖《大风歌》，汪洋自恣，不必三百篇遗音，实开汉一代气象，实为汉后诗开创。若武帝《瓠子、秋风、柏梁》诸作，从《湘累》脱化，有词人本色也。　 　　九言诗——魏高贵乡公所作 　　（注）《大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文章流别》谓九言之属，按泂酌三章，章五句。《夏书》五子之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九言也赋——楚大夫宋玉所作 　　（注）司马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勰曰“原夫登高之旨，盖覩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以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吴纳云“祝氏曰“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夫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词人之赋则辞极丽而过于淫荡矣。盖诗人之赋，以其吟咏性情也。骚人之赋有古诗之义者，亦其发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如或失于情，尚辞而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也。何有后代赋家之俳体是也。又或失于辞，尚理而不尚辞，则无歌咏之遗而于丽也。何有后代赋家之文是也。是以三百五篇之诗、二十五篇之骚，无非发于情者，故其辞也丽，其理也则，而有赋比兴，风雅颂诸义，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为丽也异乎风骚之丽，而则之与淫遂判矣”。古今言赋，自骚之外或以两汉为古，盖非魏晋已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庶不失古赋之本义”。徐祯卿曰“桓谭学赋，扬子云令读赋千首则善为之，盖所以广其资，亦得以参其变也。” 　　（补注）按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所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意，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如晋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飨之，赋六月。鲁文公如晋。晋襄公飨公赋《菁菁者莪》。郑穆公与鲁文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鲁穆叔如晋，见中行献子，赋圻父之类，皆以吟咏性情，各从义类。春秋之后，聘问咏歌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贤士大夫失志之赋作矣。屈子楚辞是也。赵人荀况游宦于楚，考其时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赋，工巧深刻，纯用隐语，君子盖无取焉。两汉而下，独贾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骚律，非一时诸人所及。它如相如，长于叙事而或昧于情。扬雄长于说理而或略于辞。至于班固，辞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发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冺。《两都》等赋，极其炫曜，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冺。《长门、自悼》等赋，縁情发义，托物兴词，咸有和平从容之意，而比兴之义未冺。故君子犹取焉，以其为古赋之流也。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则矣。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