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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谪星说诗--钱振锽

谪星说诗 民国 钱振锽撰 ●卷一 一、《六经》“学”字,未有作摹仿解者。有之,是后儒注《论语》“学之谓言效也”始,其语陋矣。“学”者,博闻多见之谓也。我辈学诗,不过多读古今诗集,以启发我之才力心思而已,不必影响字句、形模篇段之为学也。笨人之言曰:“学文当学某人,学诗当学某人。”夫文章有性情焉,有气骨焉。人心不同如其面,何必我之性情气骨悉同于古人之为得哉!盖自以“学”字作摹仿解,而“学”之意失矣。 二、朱子谓太白、少陵皆学《选》,所以好。于何见之?《选》亦有汉魏、齐梁之不同,不知李杜所学何《选》也。又谓太白《古风》六十篇,多学陈子昂。舍良知良能不道,而强以一“学”字概古人,古人笑而不受矣。 三、王介甫尝为蔡天启言:“学诗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义山。未有不能为义山而能为老杜者。”叶梦得谓“学老杜只义山一人。”老杜、义山各有面目,何得混而同之。而介甫语尤为庸下,学杜巳可羞矣,而有所谓“未可遽学”者乎! 四、或言字非临摹不工,何况于诗。不知字用手书,诗由心造,二者不同。临帖可算己书,若将古人诗文胜真一过,便可算得己诗乎?书且有“奴书”之诮,而况于诗乎? 五、譬之画,名家能自创稿本,凡天地、人物、山川、草木,皆我画稿也,俗工则必照陈稿钩暎矣。 六、然则古人亦有摹仿者乎?曰:有之。《两京》之后有《三都》也,《七发》之后有《七启》、《七命》也。魏晋之四言也,唐人之拟六朝赋也,孰能谓之不摹仿也。曰:此多是古人不贵处,后人不必藉口。真正奇文,必如李习之云:读《春秋》如未尝有《诗》,读《诗》如未尝有《易》,读《易》如未尝有《书》,读届原、庄周如未尝有《六经》,乃为上乘。陋人必曰:“作文如《三都》、《七启》亦可矣,何必如李习之”云云。为此语者,便是自暴自弃,不想好日,不足与言。 七、山谷云:“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欺人哉!陆放翁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何尝一字无出处,便以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此段议论最通。陆机谓“怵他人之我先”,退之谓“惟古于词必己出”,李习之谓“创意造言,多不相师”,宁有以来愿为奇者。写现在之人情,记当前之物象,便是来历。何必求之于古书而后为来愿哉?宋王楙引杜句与古略同者,以实其来历之说,又谬也。诗家无心相类,亦自有;就使出自有心,正是杜老不贵处,何足法耶? 八、严沧浪《诗辨》、《诗法》拘滞不化,得未曾有。其谨守门户也,一若自在一步便为放纵。其分界时代也,一若进退一日便有高下。分别体制、音调、局法,不遗余力。其书盖笨伯一人之私言,自家以之为用功之阶梯,而必强人就我,则大谬矣。余见袁中郎、江进之力攻摹拟之失,袁子才力排分界时代之谬,向亦以为矫枉过正,今见此老论诗,乃知其非过也。 九、沧浪借禅家之说以立《诗辨》,于禅则分第一义、第二义、正法眼藏、小乘禅、间辟支果、野狐外道;于诗则分汉、魏、晋、宋、齐、梁、盛唐、晚唐,其说巧矣。虽然佛门广大,何所不容,禽兽鱼鳌,皆有佛性,但能成佛,何必究其所自来。须知极乐世界,原无界限,何容平地起土,堆空门作重槛哉?历代以来,诗虽千变,但求其合于人情,快于己意,便是好诗。格调体制,何足深论。沧浪分界时代,彼则第一义,此则第二义。索性能指出各家优劣,亦复何辨。无奈只据一种荣古虐今之见,犹自以为新奇,此真不可教诲也。又云:“入门不正,则愈骛愈远。”夫诗岂有一定门户?《风》《雅》《颂》、汉魏、初、盛,门户亦各不同,何必强分其正不正。又云:“学诗须熟读《楚词》、《十九首》、乐府四篇、苏李、汉魏五言,又须枕籍李杜,则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种种埋没性灵之语,实无是处也。 一、○又云:“诗法有五”、“诗品有九”、“大概有二”,都是呆汉语,诗之千奇百变,安可以呆体例例之。又云:“用功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此三者是其致力处。然诗有浑然天成不假人为者,何必支支节节以为之。又云“诗之极致曰入神”,“入神”二字诚为非易,然以彼支支节节为之,入魔则有之矣,入神则未也。又云:盛唐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一种魔语,试问之盛唐人,吾恐彼亦不自知也。 一一、又云:“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古人诗中,识者不能辨,其真古人矣。”夫我诗有我在,何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古诗之为愈乎?又自称论诗如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夫人有父母,诗无父母也。诗之父母在性灵,性灵仍在我。此等秽鄙之言,余直欲掩耳而走。 一二、沧浪云:“近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余谓唐之韩、白,何尝不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然则宋诗所以出唐人下者,在于诗之不工,不在文字、才学、议论矣。又云:“不必见其诗,望其题引而知为唐人、今人。”唐人题引有何难肖,何必沧浪始能之。且六朝人琐碎不整题甚多,唐元白皮陆题引琐碎,尤不一而足,得谓之非唐人乎? 一三、又云:“律诗难于古诗。”近人亦有此论。余谓谚有云:“一法通,万法通。”正不必分其难易。且近来能作律绝而不能作古风者正多。 一四、沧浪云:“浩然诗有金石宫商之音。”又谓“出于退之之上。”此大不然。退之大才,不过失之偏、失之刚而已。浩然诗高于晚唐无几,才力有限,未可与退之并论。沧浪既不合东野,又大抑退之,舍此就彼,以为得入门之正。可笑! 一五、又云:“唐以诗取士,故专;我朝所以不及。”亦不然。天生一种诗人,决不为朝廷取士不取士所累。 一六、又云:“李杜诗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此二语已属肤庸无谓。又云:“下视郊岛,真虫吟草间。”夫天下岂可有凤鸾之类,便可无鹭鹅鹳鹤哉?羽既以玉川、昌谷谓天地间欠此体不得,亦知东野、阆仙天地间亦欠此体不得耶? 一七、又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浃满襟,然后识《骚》。”此语真可供人呕吐。试思对书哭泣,是何景象?无所感触而强作解人,岂非装哭! 一八、又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若然,则后世无征役,便无好诗耶? 一九、又《答吴景仙书》自云:“所作《诗辨》,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夫沧浪论诗,纯是傍人篱壁,拾人涕唾,而犹自夸如此耶?吴景仙言亦自有理,驳之尤悖。 二十、又云:“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此语甚是。又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语则深知甘苦,不可没也。沧浪论诗可以入听者,才有此语而已。 二一、先有诗,后有韵。《三百篇》、《十九首》,正不知韵在何处。如有好句、美字,不当为韵缚也。宋杨诚斋论韵,谓当以《国风》、《离骚》为法。王从之论韵,曰意到即用,初不必校。亭林韵学最精,而谓古人重韵、无韵皆所不忌。余谓韵法不可过高,过高则野;不可过近,过近则拘。彼墨守礼部韵而不敢改移尺寸者,正当以亭林之说矫之。 二二、苏子曲诋太白“华而不实,不知义理”。又谓其“好义不若杜甫”,语言无味极矣。太白一豪放不羁之诗人耳,本非道学中人,何必论其好义不好义。又云:“太白诗论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又误矣。诗言志,志之所在,虽杀人陷阵,正不妨见之笔墨,固不必能行然后言也。假使欲如理学君子先行后言,则诗境亦窄陋甚矣。且太白诗所自写生平处,不过饮酒、击剑,固未尝自云陷阵、杀人也。子由此语尤为无当。 二三、又以太白“但歌大风云飞扬”二语,谓其不达理,直是无理取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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