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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湖南学风　　（近人）钱基博 著 　　一 导言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著《离骚经》，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言永叹变四言，铿锵鼓舞，于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词赋。其一宋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契性命之微于大易，接孔颜之学于一诚，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蕴，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模楷，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然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而辅世长民，一本修己者，莫如周敦颐之于宋，其次王夫之之于明。周敦颐以乐易恬性和，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故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儒夫有立志；闻敦颐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也。敦颐，道州人；夫之，衡阳人。湖南人而有此，匪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 　　自昔子思作《中庸》以说天命之性，而孟子道性善以修率性之道，开宗明义，而未有体系，所以“理”而不为“学”。至周敦颐乃本《中庸》以上推之《易?系辞传》，而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有体有系，厘然秩然。犹若以为未足，更本《易?系辞传》以旁推交通诸《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拈出“太极无极”之义，以补《易系》之未所言，而后先天之道，天命之性，有体有系，厘然秩然。观其《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盖融《老子》《易系》之义而冶之一炉者也。“太极”之词，出自《易系》；而；“无极”之义，则参老子。老子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极而太极”也。老子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则所谓“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无极，二而一，一而二”，此老子“有”“无”双观之所以“同谓之玄”也。太极图■中间一○，即“易有太极”也，○旁两抱，即两仪二画也。不过伏羲在太极上面直画两画成三。而敦颐却把伏羲两画弯转，抱在太极两旁，亦从《老子》“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之说悟出。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统体一太极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物物一太极也。“太极”二字，原本《易系》，尚是祖述孔门之旧。至于“主静立人极”，“人极”二字，则自敦颐始发之。其后从“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云云，皆说“人极”。人极与太极对勘而论，以明天人相与之际，绝非矫揉造作。故人能践形，即能尽性；能尽性，即能达天。天人一理，此敦颐立言之旨，而以《太极图说》挈其要，以《通书》畅其义。“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主静”二字，是立人极之本。“中正仁义”，又是主静之实落处。然“主静”之下又自注曰“无欲故静”。“无欲”者，无人欲。无人欲，则纯乎天理矣。而“诚”以立其本，“几”以神其用。夫道非“诚”不立，非“几”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乱，皆有“几”者行其间。天也，固人也。事有理有势，而行之必有其几，此则众人之所忽，而豪杰有为者之所必争也。 敦颐言“诚神几谓之圣人”，“诚”者本也，“神”者用也，“几”者介乎动静之间。故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 蒞事之初，有审几之明；及事变之歧出，又有赴几之智。一日得其几，而万险胥平。一失其几，从脞百出，咫尺皆荆棘也。然非“主静”者，不能审几赴几；而非“定之以中正仁义”，则审几赴几而或流于狙诈惨礉，吾见亦多矣。此敦颐所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也。程氏颢、颐，理学之宗，而兄弟受业。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颢尝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以其世居道州营道县濂溪上，世称濂溪先生。 　　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而以明庄烈帝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覈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日寻于恩怨；发而为文章，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仗桂王，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清盗诸夏而抚定之，搜访隐逸。次第登进。虽顾炎武、李颙之艰贞，而征聘不绝于庐，独夫之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以求反唇，用是其身长遁，其名翳寂。其学出于宋儒张载，载著有《西铭》《正蒙》等书，其学以仁为宗，以礼为体，而深信周礼为必可行于世。夫之则注《正蒙》数万言以讨论为仁之方，为《礼记章句》数十万言以阐明记礼之意。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义并称。盖圣人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而外之莫急于礼。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也。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周敦颐光风霁月，饮人以和；夫之则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周敦颐以道自乐，从容涵泳之味洽，夫之则历劫勿渝，厉世磨钝之节坚。翘企高风，诗不云乎：“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降而晚近，世变亦益亟矣！百年以还，欧化东渐。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君子以独立不惧。而习尚之所蒸，抑有开以必先。汤鹏尚变以自名一子，魏源通经而欲致之用，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扶危定倾以效节于清，郭嵩煮、谭嗣同、章士钊变法维新以迄于革命。新旧相劘，问学殊途，而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志在于淑群，行不害违众，精神意趣，则无不同。余违寇来湘，披览著书，颇亦窥其指要，观其会通。睹记所及，写成是编，裒录汤鹏、魏源以下，得若干人以尽其变。上推周敦颐、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而行毋绳以求备。人不拘于一格，大者经文纬武，次则茹古涵今，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学暗修之懿。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用之则辅世长民，不用则致知穷理。内圣外王，在湘言湘，岂徒为诏于来学，抑亦自振其衰朽。凡我共学，倘能恢张学风，绳此徽美，树规模，开风气，以无忝于前人，岂徒一校之私以为幸，国家景命，有利赖焉。昔罗泽南以一老诸生，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学，师弟【石靡】切。而其弟子王錱、李氏续宾、续宜兄弟，杀敌致果，卓有树立。吾党身厕上庠以糜大官之廪，所凭藉什伯于罗氏师弟，则所树立亦必什伯于罗氏师弟，乃足以副国家之作育。景行行止，在吾党好为之耳。尚乃勖哉，毋陨越以遗前人羞。 　　二 汤鹏 魏源 　　清治至道光而极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于时承平之日久，主溺晏安，大臣委蛇持禄，容说以为忠；士人汨没科举，诗书以干泽。即有魁异杰出之才，不安固陋，而声气标榜，呼朋啸侣，桐城文章以学古，休宁名物以张汉，文史雍容，姑以永日，而辅世长民，以为非分。傥有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瞆，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曰魏源。 　　汤鹏，字海秋，益阳人。擢道光三年癸未进士第，年甫二十，所为制艺，列书肆中满街。土人模拟相踵得科第，而鹏唾弃不复道，专力为诗歌，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离骚》、汉魏六朝下暨唐诗，无不形规而神挈之，未几得三千首。其始官礼部主事，为文章下笔不自休，大臣以为才，选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郎中，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年始三十余，意气卓厉，谓大下无不可为者，徒驰骋文墨以自标置，无当也。于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卒以得罪，罢御史，回户部员外郎，转四川司郎中。是时，英人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上书大臣转奏善后条陈三十事，报闻而已。鹏居曹司久，而负才气，郁不得施，以谓：“事有积之已久则弊，而守之以固则枯，坏之已甚则匮，而处之以瞆则愚；振之以大声疾呼则訾其激，而荒之以流心佚志则厚其羞，料之以深识早计则嫌其躁，而亟之以颓光倒景则郁其忧。是故君子不能毋尚变。尚变云何？尔乃君毋过尊而自比于天地之大，臣毋过卑而下同于犬马之贱。大臣毋席尊荣以谩小臣，毋小其职掌乃并其聪慧气力而一例小之也。小臣毋畏谴何以媚大臣，毋大其爵秩乃并其神理骨干而一例大之也。国故毋有所支离禁忌而不以告人，民情毋有所增饰而不以上闻也，是则与天下臣民共其趣向，非则与天下臣民共其【忄典】墨，功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欢欣，过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惩创。必辅毋自其岁月资格为之，将帅毋自其宗藩世胄为之也。机密宜选老成忠謇以厚其德、直其义；封圻宜兼文武干济以鸿其体、实其用，谏议宜格君心杜门户以申其直、示其大；守令宜引英俊擢三公以重其选、拔其尤。轻重贵贱之等，毋封已见以成倒置也，治忽安危之机，毋戾众志以得惨报也。科目毋徇文字，登进毋涉苟且也。军旅毋溺晏安，训练毋徇故常也。粟米之产，毋委以地气而不广生，毋限以农工而不众也。盐筴之利，毋敝以官守而不约束，毋画以疆界而苦迂滞也。而归之览上下古今善败得丧，毋涉其故而参其新。闻变则骇者，无识而陋者也；稍变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懈者也。可变则变者，智也；不变不止者，勇也。变然后宜，宜然后利，利然后善者，仁也，义也。苟不得施于事而著之言。”于是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干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则支复为干，支干相演以递于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人事情伪，开张形势，根极道德，一篇数千言者，九十一篇，计四十余万言，而植之以学，索之于古，以谓；“君子纳之于轨物，然后能裁之于义理；裁之于义理，然后能详之于体段；详之于体段，然后能鸿之于作用。君子曷施而每进益上如此也？《说命》之言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是故君子必于古乎索之。曷索之？曰于古载籍乎索之。……是故读经则思其意，读史则思其迹。思其意，则奥而衍，使人变动光明而济；思其迹，则炯而严，使人中正比宜而静。”“是故君子必读书则古，以握宰世服物之本。考之《诗》，然后知性情；知性情，然后能款万物。考之《书》，然后知政事；知政事，然后能著万物。考之《易》，然后知阴阳；知阴阳，然后能妙万物。考之《礼》，然后知典则；知典则，然后能衷万物。考之《乐》，然后知声音；知声音，然后能和万物。考之《春秋》，然后知名分；知名分，然后能戒万物。考之《论语》《孝经》，然后知言行；知言行，然后能体万物。考之《大学》《中庸》，然后知体用；知体用，然后能总万物� ��考之历代之史策，然后知成败之凡；知成败之凡，然后能操万物。考之当代之彝训，然后知创述之委；知创述之委，然后能巩万物。”每遇人，辄日：“能过我—阅《浮邱子》乎？乃所愿，则学周公孔子之学，志周公孔子之志，以文周公孔子之文也。”然其学主王、霸杂用，出入儒与名法，而不纯学周公孔子。其语杂糅孟轲韩非，引物连类，旁征史实，而归宿于称说《诗》《书》，则又似《荀子》书之引《诗》以卒篇。而其行文，则好为排比，体仍制艺，而自出变化，震荡陵厉，时而云垂海立，时而珠圆玉润，连犿旁魄，时恣纵而不傥，读之者目眩神夺，争之强，辩之疾矣。足以夺人之心，移人之志。傥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报章文新民体之所昉乎？他所著述，如《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又有《七经补疏》，阐发经义；《止信笔初稿》，杂记见闻。诸书皆出示人，惟《止信笔初稿》人多未见。或问之，曰：“此石室之藏也。”尝谓其友人日：“汉以后作者，或专攻文辞，而义理不精，经纶不优；或精义理，优经世，而不雄于文。克兼之者，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其自许如此。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嘉庆己卯及道光辛巳两中湖南副榜。壬午，举顺天乡试，冠南籍。试卷进呈，宣宗手批嘉赏，名籍甚。明年为道光三年癸未，典会试者必欲罗致之以邀上眷。得一卷，文章绝类，及揭晓，则汤鹏也。而源不第，入资为内阁中书，改知州，游江南。而安化陶澍方官江苏巡抚，寻擢两江总督，兼管盐政，于源为乡先达，用其议以创海运，改盐法，国裕而民亦利，有遗爱焉，焯为名臣，则源之以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第进士，发江苏，以知州用，补高邮州。前此治经而张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源乃推而大之以及《诗》《书》，遍于群经。著《董子春秋发微》七卷，曰：“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毋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诗古微》二十二卷，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义，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在乐之用心于来世也。”《书古微》十卷，曰：“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关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而总其凡于《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曰：“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音声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宣究今学，抰经之心，而博综子史，高谈王霸，宏我汉声，通经致用。以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贾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体，合之，则汉世伊颜之俦也。秦汤方燠，九州为炉，故汉初曹参盖公沐之清风而清静以治。若乃席丰履豫，泰久包荒，万几丛脞于上，百慝养痈于下，乃不厉精图治以使民无事，而但以清静为无事，有不转多事者乎？皇春帝夏，王秋霸冬，气化日禅，虽羲黄复生，不能返于不古之淳。是以尧步舜趋，禹驰汤骤。世愈降则愈劳，况欲以过门不入，日昃不食之世，反诸标枝野鹿，其不为西晋者几希。《诗》曰：‘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四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其不可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柞薪之木，传其火而化其火；代嬗之孙。传其祖而变其祖。今自为今，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禹平水土，即制贡赋而奋武卫；《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霸之辩，遂以兵食归之五霸，讳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育即孟子之言乎！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易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 ��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易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呜呼？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学校，今亦此学校。宾宾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谓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国家何！《诗》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栋）、江氏（声），常州臧氏（镛堂）、孙氏（星衍），嘉定钱氏（大昕），金坛段氏（玉裁），高邮王氏（引之），徽州戴氏（震）、程氏（瑶田），争治诂训音声，瓜剖脉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炎武、祖禹）及四明黄南雷（宗羲）、万季野（斯大）、全谢山（祖望）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独武进庄方耕倍郎（存与），生于其时其乡，其学能通于经之大义，西汉董伏二先生之微淼，未尝凌杂脉析，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呜呼！吾所谓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至嘉庆道光间，而李申耆先生（兆洛）出，独治《通鉴》《通考》之学，以地证史，以史治地，起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用康熙乾隆《皇舆一统图》朱印，墨注古地名其上。每代各为一图，号曰《历代沿革图》。疏通知远，不趋声气，而恶夫以饾饤为汉，空腐为宋。醰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余于庄先生不及见，见李先生。”其学出于吾常州庄李二氏，经经纬史，而润泽之以文章。词笔奥衍，熟于元明以来掌故，篡录《元史新篇》若干卷、《明代食兵二政录》七十八卷、《圣武记》十四卷、《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旁搜博采，尤悉心河道水利，海防边防，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如聚米画沙，如烛照数计。自谓坐而言，可起而行也。于时，英人以贩鸦片，绝通市，构衅于我。而兵舰东来，薄我广州，纵横海上，掠闽浙，入长江，师徒挠败。于是割地通商，而有南京城下之盟。中外大吏，相顾蓄缩。于是源发愤而道曰：“夷之水战与火攻，强于倭。倭之绝夷不与通市者，防其贩烟与传教。而夷之畏倭，畏其岸上陆战也。倭国三十六岛，港汊纷歧，其海口更多于中国，其水战火攻尚不如中国，止以陆战之悍，守岸之严，遂足詟夷心，绝市舶，而不敢过问。又止以刑罚之断，号令之严，遂足禁异教，断毒烟，而莫敢轻犯。吾之水战火攻不如夷，犹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战为款，犹可言也；并不能以守为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于海外之天骄，犹可言也；令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吃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思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国境。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稿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 �则傲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伏民玩，则画箠不能令一羊；傲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于藏。而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場矣。《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主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才。人才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乎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吃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谈天，毋画饼，则人心之虚患去其二。天时人事，倚伏相乘；知已知彼，可款可战。”于是搜采欧美各国国情地理以著中国攻守之宜，成《海国图志》一百卷，厥为国人谈瀛海故实者之开山，而其要归于“以守为攻”、“以守为款”、“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语重心长。时异势迁，生百年以后之今日，而籀源之所以为言，则有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天挺伟人而不惑者。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焉诽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于时。海疆震动，东南汲汲，而西北边备弛，新疆协饷不继，于是源大声以呼曰：“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西北则广莫无垠也。国家平准噶尔之地，易其名，曰伊犁，曰乌鲁木齐，曰巴里坤，曰哈密。及平西域诸回部，若辟展，若哈拉沙拉，若库车，若沙雅尔，若赛里木，若拜城，若阿克苏，若乌什，若喀什噶尔，若叶尔羌，若和阗，咸入版图。设将军、参赞、都统、提镇及办事、领队诸大臣，遣兵驻防以资镇守。或谓地广而无用，官糈兵饷，岁解赔数十万，耗中事边，有损无益。曾亦思西兵未罢时，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勤西顾忧。且沿克鲁伦河长驱南牧，蹂躏至大同归化城。甘陕大兵不解甲，费岂但倍蓰哉！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裒多益寡者，政之经。国家醰醲孳生，中国土满人满，独新疆人寥地旷，牛羊麦面蔬果之贱，播植浇灌之易，毷裘贸易之利，金矿之旺；穷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是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奈何狃近安，忘昔祸，惜涓埃之费，昧溟渤之利，以甘闾闬鄙儒眉睫之见！”其后左宗棠用其言以我疆我理，政建行省，谓：“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安之日。近以用兵新疆，益叹魏子当日所见之伟为不可及”云。于时，兵败于海防，财匮于河决江淹。而河无岁不决口，以淹地数千百里，无岁不筹防以耗帑五六百万。于是源按图而陈曰；“我生以来，河十数决。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匮。夫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自古北行，而今每上游豫省北决，必贯张秋运河，趋大清河入海。何不顺其就下之性，筑堤东河，导之东北。北不驾太行之脉，南不驾泰山之脉。介两脉之间，所刷皆尘沙浮土，日益深 通。于是河由地中行，无高仰，自无冲决。而官可裁防河之员数千百人，岁可省防河之帑五百万金。河不为患，帑不虚糜，而后国家得以全力以饬边防、兴水利也。然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河性悍于江，所经衮豫徐，地多平衍，其横溢溃决无足怪。而江流所经，狭者束于山，宽则潴于湖，宜乎千年永无溃决。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没城市，无虚岁，而与河同患，何哉？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海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深谷，无土不垦，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地无遗利，则凡菁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江汉上游，旧有九穴十三口以泄水，今则南岸九穴淤，而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夏首不复受江。监利、河阳县，亦长堤亘七百余里，众占为圩田。江汉下流，则自黄梅、广济，下至望江、太湖诸县。向为浔阳九派者，今亦长堤数百里，而泽国尽化桑麻。下游之江面湖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然则计将安出？曰：除其夺水为利之人而已。人与水争地为利，而欲水让地不为害，得乎？湖南地势高于湖北，湖北高于江西、江南，楚境之湖口日蹙日浅，则吴境之江堤日高日险，沿江四省数十百万之荡析，孰与一邑一垸数千百家之饶衍乎？然而湖南、汉口大潦，诸县诸垸之民人之漂溺者，亦岂少乎？损人利己且不可，况损人并损己乎！乾隆间，湖南巡抚陈文恭公劾玩视水利之官，治私筑豪民之罪，诏嘉其不示小惠，此所以为大人也乎！”源以咸丰五年殁于扬州。而前一年，河决铜瓦厢以北流，由大清河入海，而河患消息，河防以纾，卒如所言，盖犹及见之。而夺湖为田之为江害，下民昏垫，迄今百余年，祸未有艾也。然而君子立言，不为一时，氓之蚩蚩，于源何憾焉。后人辑录其文，为《古微堂内集》二卷，《外集》八卷。 　　三 罗泽南 李续宾 王錱 　　汤鹏、魏源，大言经世而行或不掩；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笃实辉光而其德日新。汤鹏、魏源，犹以华士腾口说；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则以醇儒笃躬行。而遭逢世屯，奋身扞乡里，练丁设防，遂创湘勇，而起书生以当大敌，蹈难不顾，师弟僇力，转战大江南北，师殕而弟子继之，智名勇功，后先彪炳，羞武夫之颜，关其口而夺其气，亦其素所蓄积然也。汤鹏、魏源，高文雄笔，沛然出之，声采炳琅，腾诵士大夫。而罗泽南、李续宾、王錱，文采不艳，辞达而已；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尤足以匡世拂俗，而有补于当世。 　　罗泽南，字仲岳，湘乡人。十岁能文。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而泽南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即课徒自给，而丧其母。次年，大父及兄嫂相继殁。十年之间，迭遭期功之丧十有一，至二十九岁，而长子、次子、三子连殇。是岁为道光十五年乙未，大旱饥，泽南罢试徒步归，夜半叩门，则其妻方以连哭三男丧明。时饥甚，索米为炊，无有也。泽南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三十三岁，乃补县学生。逾四十，乃以廪生举孝廉方正。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宋儒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旸衍厥旨。其大者，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失，亏辱莫大焉。凛降衷之大原，思主静以研几，于是乎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一卷，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一卷。幼仪不慎，异说不辨，则趣向不端，于是乎宗朱熹而著《小学韵语》一卷，辟王守仁而著《姚江学辨》二卷。严义利之闲，于是乎有《读孟子札记》二卷。穷阴阳之变，于是乎有《周易本义衍言》若干卷。旁及州域形势，而有《皇舆要览》若干卷。百家述作，靡不研讨，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则交通旁推而不离其宗。其后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起广西，乘胜远斗以躏藉湖南，而里中书生多攘臂起，团民壮，捍寇患，死绥踵接而逐之湖外，则泽南之教也。咸丰二年，洪秀全围长沙，县令召泽南练乡勇，巡抚张亮基檄赴长沙。而同乡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奉诏督治团练，亦在长沙。因与泽南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湘勇自此始，而太平军之势日以沮。泽南以所部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其临阵审固乃发，以坚忍胜。或问制敌之道，曰：“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亦本周敦颐主静察机之说。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而视东南安危，民生冤苦，如饥溺之在己，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跃，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餽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乡人化之，荷戈从军，蔚成风气。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傥好驰马试剑，漫事从军以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自来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顾泽南义勇愤发，本之问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泽南以咸丰五年帅所部随湖北巡抚胡林翼攻武昌，一日，大破太平军，追薄于城，城上炮如雨，一弹中额，裹创战。归而剧，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语喃喃皆时事，忽开目索纸笔书曰：“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仰卧，汗出如沈，握林翼手曰：“死何足惜，恨贼未平。愿以兵属迪庵。”迪庵，其弟子同县李续宾字也。语毕而瞑，予谥忠节。著籍弟子数十人，同县王錱及李氏续宾、续宜兄弟尤显名。而续� ��久相随，引为贰，遂代将。 　　李续宾，字克惠，迪庵其号也。身长有膂力，习骑射，挽三石弓。泽南讲学里中，折节受学。及泽南练湘勇，遂引为佐。而泽南分所部为二营，以右营属焉。特敢战，所称湘右营者也。寻擢左。自从军，待泽南循循弟子列，退然若无所知能，而临阵骁锐，善出奇制胜。每太息谓：“天下本无难事，心以为难，斯乃真难。苟不存一难之见于心，则运用之术自出。今之时，岂无济变之才？而其心不挚。即有济变之心，而其计不决，所以难耳。军事之成败，其所争则在利钝，成与败显然易解。所谓利钝者，大约先一著为利，后一著为钝。徒以心不挚，计不决，而军兴以来，这贼每先走一著，官军每走后一著，一日纵敌，祸成滔天。”其用兵专以救败为务，疾击争先。其在军中，泽南挈持大纲，而战守机宜，胥续宾主之。湘军之兴，诸将多以勇烈自诩，慷慨陈辞；续宾则含弘渊默，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恒曰；“事由心定，毋张皇。”遇敌则以人当其脆，而己当其坚；粮仗则子人以利，而己取其成；分军则留强者以予人，而留弱者以自隶。士卒归心，乐为之用。既代将，转战湖北、江西，克九江，累官擢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于时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据安徽，放兵四出，号敢战。胡林翼谓：“非攻安徽，不足以守湖北。”乃请续宾以兵八千人进规安徽。时为咸丰八年八月。逾月，连下潜山、太湖、桐城、舒城四县。留兵守之，而兵分益少。于是所部仅五千人，进攻三河集，毁太平军九垒，而锐尽于攻坚。陈玉成与侍王李世贤以十万众至，连营亘数十里，遮粮道绝。续宾突围不得脱，跃马陷阵，死之，而余卒犹力战，一军尽殁，殆六千人无苟活者。其弟续宜，出收集散亡，哀迫之际，入则损食悲咽，出则拊循溃卒，思乡者遣归，愿留者编伍。哺粟赐衣，接以温语，差讨偏裨之罪，而简用其良，相与申儆简练，而湘军复振。续宾战必身先，而续宜则规画大计而不甚较一战之利。至其临阵，百审一发，则与续宾无不同。续宾刚毅木讷，选士以知耻奋勇朴诚敢战为上。每临阵，安闲镇静，不苟接刃。驭军极宽，终年不见愠色，而号令严明，如有犯者，挥涕手刃，曾不以情恕也。湘军营制，创于泽南。编队立哨，略仿戚继光束伍法。行之既久，诸将多以意更张，惟续宾独守师法，曰：“立法者但求大段安善，行法者当于小处弥缝。”尤能以少击众，霆奋鸷捷，务制敌先，而亦以是败。然与太平军战之日久，洞悉情伪，而得制胜之算。与王錱书曰：“贼军飘忽变动，无不活着；我军为贼牵制，总是滞着。若不变计。平贼无日。某以为围城堵隘之兵，固可静不可动。但贼善于乘虚，长于攻瑕，多方误我以入彼之彀中。我亦明知而不能不入者，则以我军别无一枝足以流动活泼，电掣风行以预先扼击而制彼之计也；然则非别立常动之兵不为功。而兵常动，专击窜贼援贼，乍至便迎头速剿，既败则拦尾猛追，务使虚无可乘，假无可攻。夫静驻之兵，既得以制贼死守之命；而常动之军，又可制贼飞扬之患，庶定澄清之局矣。但常动之军，因贼乃动，动之以机者也。有时无事而闲暇，则较静驻之而更静。相机而动，维吾之所欲为，然后致人而不致于人。”其后王錱出兵江西，殄强敌，克名城，常以动制胜，则用续宾之说也。续宾军行所至，百姓欢迎，不扰耕市，不造守令，不索供张。与人接，呐呐不言，而意溢于色，色余于辞。虽他军之将士，逃难之流民，皆归之若父兄。闻其死，哭之皆恸云。予谥忠武。传有《李忠武公道书》四卷。 　　王錱，字璞山。生三岁，母贺授以经，辄能背诵。十岁读书家塾，弱不好弄。日方哺，诸童为儿嬉戏，而錱不与。手《通鉴纲目》一册，默然凝视，心所领会，动形于色。常大言：“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而书数语于壁曰：“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时年十四。及二十岁，授经里中，不沾沾于章句，为书塾学约八则示学者，大指以求放心、化气质为归；而益自淬厉于学，欲以身先之也。二十四岁，补县学生。会罗泽南家居讲学，往受业。日夜讲习明善复性、修己治人之道。錱体貌清癯，目光炯炯射人，声大而远，好为议论。同门侍坐，辞气湓涌，他人莫能置喙。泽南徐哂曰：“璞山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 錱亦自笑也。明年夏，大旱饥，土寇啸聚百人于县南掠食，居民惶骇无所措。錱自学舍归，驰集里中人，略以兵法部署，而出境捍逐，应时解散。然后白县官发仓谷平粜，劝富绅出余谷赈济。饥而不害，时道光二十九年也。于是邑人推重，籍籍有任侠名。会太平军起广西，湖南亦震，而盗贼四起，乃倡团练保伍之法。邑人狃承平久，闻錱议，莫不掩耳。而錱不计成败利钝，不顾祸福生死，上说下教，将之以诚。以谓：“团者，团拢一气，尔我相救，生死相顾，此之谓‘团’。练则练器械，练武艺，练阵法，尤要练胆，而练胆必练心。胆有大有小，心则人同此心。人人欲保全身家性命，非杀贼不能自保，而非练器械、练武艺、练阵法，不能杀贼，所以要‘练’。然一人之力，能有几何？而盗贼则先啸聚多人，非大众随心，同心共死，互相保，不能自保，所以要团。非编民甲、清宵小，内奸不清，则外寇乘，所以非保伍，则团练亦无用。”湘乡之办团练，实錱倡之。疑难百端，曾不自馁，积诚相孚，久而信赖。居恒太息，以谓：“每当盘根错节，掣肘违心之会，益叹民情之易与，而信王道之可行。抚躬内疚，窃恨世不我负，我自负世。然则无可道，何敢以自弃者弃人。凡分所当为者，勉而行之，以求尽夫力之所能至焉。”然颇以此自信矣。咸丰二年，太平军入湖南，破道州。錱上书知县朱孙诒，请练民兵。于是以意创为营制号令，日夜与罗泽南束伍选士，亲教之步伐技击，摄衣登台，陈说大义，声容慷慨，而湘勇自此始。既而巡抚张亮基檄举将才，朱孙诒举錱以应。乃率三百人赴召。罗泽南亦奉檄率所部赴长沙，遂合军。而泽南将中营，錱将左营。出剿衡山、安仁、桂东各县土寇，咸有功，叙绩以知县用。会国藩方练兵衡州，知其才勇，亦倚重之。谓：“王璞山忠勇男子，盖刘琨、祖逖之徒也。”錱则自恨任事太早，用心太苦，出身太轻，上书乞归以力于学。国藩复书劝慰，欲增募其军为三千人。而錱欲增兵万人，议论不相中。国藩疑全不为用，又以言大而夸，持之不固，发之不慎，气骄已盈，必以偾军也，下令汰为七百人。时左宗棠以举人参巡抚骆秉章幕府，谓其兵可用，乃仍所募三千四百人，留不汰。錱则即募即练，以铁瓦缚士卒足，习超距；以重械勒士卒运，练臂力。习步伐，演阵式，无日不申儆所部，三令五申，而讲明分合之法，以于阵势变化，行伍不乱，乃可以少胜多，以静制动。于是重改定勇制，撰营制、职司、号令、赏罚、练法五篇，曰《练勇刍言》。而尤注意于练胆、练心。又以意为阵法，撰《阵法新编》。其书变通古人成法，务于以定持变，以整暇胜剽悍，诏偏裨演之。及左宗棠出总师干，为元帅，而錱己殁，凡錱偏裨，悉罗致，而以錱 从弟开化领营务处，行军布阵，一依錱规。平浙平闽，追奔逐北，遂歼太平军以平粤。而西出潼关，平陕甘，则以提督刘松山为大将，盖以勇丁从募而隶者焉。善用城墙、梅花、大鹏诸阵以角悍回，虽突骑万千，坚不能入。迨其布阵方圆，平锐迭用，得古人静如山、动如水之意，盖錱之遗教也。然錱则以谓：“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孔子言：‘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子路，勇者也；其治兵也，有勇必使之知方。五霸尤圣门之所羞称，然晋文用其民，必先教之；而子犯谆谆然以民为未知义、知礼、知信为惧。三代以后，节制之师尚多，仁义之师绝少。降至今日，则并节制之师亦无之矣。呜呼，练且不讲，训于何有？”在军中，尝教土卒习字读书，日课《四书》《孝经》，以义理反复训谕，而引论经史大义，譬晓耸切，听者至潸然泪下。迨夜，营门扃闭，刁斗之声与讽诵声相间也。将出战，必手地图，召偏裨，环而坐，为言敌军出入何路，我师奇正孰出，揣情审势，人人献议，而相诘难，各尽其意，然后定谋。谋之既定，然后部分诸人，各专其任。有不如议，则罚无贷。纪律之严，诸将莫及也。然曾国藩则知錱之不为用，而亦知已之不能用也，于是遗书骆秉章曰：“璞山之勇，若归我督带，则须受节制，此一定之理。既不受节制，自难挈之同行。今日大局糜烂，侍岂复挟长恃势，苛人少节以自尊？又岂复妒才忌功，不挟健者以自卫？难一将不受节制，则他将相效，离心离德，何以策功？若听璞山自成一军，公宜先行奏明，此亦一定之理，世虽大乱，而纲纪不可紊也。”然而左宗棠则笑之曰：“涤生每叹人才难得，吾窃哂之。涤问其故，吾日：‘君水陆万余人矣，而谓无人，然则此万余人者无可用乎？集十人于此，则必有一稍长者，吾令其为九人之魁，则九人者必无异词矣。推之千万人，莫不皆然也。’吾之所用，皆涤公用之而不尽，或摈不复召者，王璞山其一也。及吾用之而效，而涤又往往见其长而欲用之矣。然则涤之弃才，不已多乎！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才之用。亦于是讲求之而已。”国藩亦无以答。及国藩亲督水陆万人自衡州东征，而秉章檄錱前驱。连克湘阴、岳州，疾进至羊楼司，而太平军大至。一接而败，退守岳州。而国藩部将邹寿璋驻焉，曰：“城空无食，不可守也。” 錱不听，而寿璋以所部退。錱婴空城自守，而为太平军所围焉，一日不得食。国藩遣船至西门，各勇纷纷出，錱问故，曰：“曾帅以船来迎矣，不出何为？”錱羞而怒，拔刀自刎，众拥登舟。而营官钟近衡、近濂兄弟及刘恪臣十数人先后战死焉，皆楚之良而泽南弟子也。军声大挫，国藩骂日：“狂夫，几何不败事！”而以大军继进，败于靖港，亦愤投水，厪乃获救也。参上书秉章自劾，而请收散亡，图后效。宗棠始终护持之，褫其官而不夺其兵。錱则痛念前此致败之由，而深求古人所以致胜于万全之道，参以当日之所宜，若恍然有所得。日集各勇而训练之，务求使之人自为战。贻友书曰：“不敢躁，亦何敢怠。张睢阳诗曰；‘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錱惟随时随事，尽分所能为，力所能至而已，他何知焉。”自是国藩以罗泽南、李续宾师弟军，转战江西湖北，所向克捷，湘军威震天下。而錱独将，听宗棠指挥以防湖南。其时东南各省，为太平军所掩有，独湖南号为完善，奉清廷 号令，援师四出以拄太平军。太平军既奠都江宁，其徒在两粤者，日夜图北出与会。而湖南缘边列县，人心动摇，太平军至，则蜂起应。錱所部不过千人，而又苦乏饱，常数日不得食，拊循教练，相孚以义，相励于勇。崎岖湘粤边境万山之中，所遇皆强对，其众数倍，朝东而暮西，此灭则彼起，孤危百战，经三四年，卒以扫荡太平军余党，不得阑入湖南境一步，俾北出湘军得以尽力征战，无反顾之虞，则錱之力也。积战功累官加按察使衔以湖北道员记名简放。其时曾国藩困江西，分军四出，屡为太乎军翼王石达开所败，而与先后巡抚文俊、耆龄咸不相能。御史萧浚兰条陈江西军务，国藩奉旨责问。而錱贻湖北巡抚胡林翼书曰：“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而刚正之性，不可屈挠。其行之通塞，系世之否泰。彼己之子，固亦无如之何耳。”既则遗书江西以致国藩曰：“世固有迹似终睽，而实神交于千里之外者，此不特难以见谅于流俗也。即一二有识之士，亦多泥其迹，莫察其心，夫岂咎人之不相知哉！生平读书论古，窃见夫贤豪者流，或于其志同道合之人仍有龃龉，自负昂藏傲岸之概，不肯降心。君子谓其所执者隘，而所亏者多也。乃匆匆焉而躬自蹈之，不亦伤哉！錱之受知于阁下也，甚于壬子之冬，而极于癸丑之秋。自远于阁下也，肇于加募之初，而成于败衄之后。其中离合远近之故，未始非彼苍之默为颠倒位置。而疏狂之罪，在而无可辞矣。数年来，徬徨奔走于岭表洞庭之间，欲求如衡州抵掌之一日而不可得。呜呼，茫茫天壤，同志几人？觌面构交，知心谁是？此錱所以情不自禁，而欲一献言于阁下之前者也。”国藩意亦释然。寻国藩丁父忧，回籍固请终制，而江西郡县陷于太平军者四十余城。湘军李续宾攻九江，刘腾鸿、李续宜围瑞州，刘长信、萧启江规临江，黄冕、赵焕联攻吉安，皆顿兵坚城，久不下。战数败绩，而良将死，军气大熸，队于是左宗棠为骆秉章草奏言：“石达开在诸贼中，能以狡黠收民心，以凶威钤其众。每战则选死士，厚供给，隶为亲兵，多至数千。其临阵也，以他部前驱，而以死士监其后，层层设伏待之。前战败，而挥之赴援，往往转败为胜。胜则尽锐冲压，官军每为所乘。其止也，乍东乍西，倏隐倏现，冀乱吾之谋；其行也，忽驰忽骤，或合或分，冀伺吾之隙。此贼凶狡，非王錱一军不足制之。”于是錱选锐三千人，谓：“持之以小心。出之以多算。严申号令，明示赏罚，屡胜而气不敢骄，无贼而备不敢弛。禁骚扰以收民心，作忠义以邀天眷，让功能以和诸将。以此众战，其有济乎！”又乃以咸丰七年三月出兵江西，不攻坚而游击，声东击西，纵横驰突；而伺其瑕，并兵一向。太平军猝莫知措，为之语曰“出队莫逢王老虎！”旬月之间，大捷十二。而錱亦惫奔命，感热疾，卒子军，年才三十三，予谥壮武。其军则偏裨分领之，世称“老湘营”。及曾国藩再起督师，：转战江西安徽，则资老湘营以自强。其大将张运兰、运桂兄弟尤其选而錱之偏裨也。錱之治军，好整以暇，无日不课弁卒读书，而己亦无日不读书。尤喜《周易》，玩辞观象，窃叹人事之变迁，不外阴阳之消长，泰否之乘，剥复之运，其理甚著，而其几甚微。伊古来治乱兴亡之迹，不出乎此。而自恨胸中绝少宁静之致，太息曰：“由平日养心养气未能用功耳。稍暇则温《周易》而心不与理洽；掩卷时，忧书自书，我自我。然犹稍胜于悠忽过去也。试观古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投，应之绰有余裕。盖暇则静，静� ��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大抵治兵与治心，事虽异而理则同。少纵即逝，常操乃存。危微之机，所关甚巨。将之以敬，贞之以诚，一有未至，则罅瑕立见，而流弊遂不可胜言，自非常惺惺不可也。天下事，坏于玩怠者固多，坏于张皇者实亦不少。镇静二字，实任重致远、酬酢万变之本。几须沈，乃能观变；神必凝，方可应事。若纷纷扰扰，不惟自损，且负国负民矣。”及其大捷于江西也，致左宗棠书曰：“吾卒惫矣。幸气愈王而神愈敛，或尚可用。”宗棠复日：“璞山以治心之学治兵，克己之学克敌。知兵事以气为主，而多方养之，俾发而不泄，故其劳烈遂至于此。来书气愈王而神愈敛一语，直揭古今用兵要诀，非深于此道，不能说，不能知。果能此道矣，则静专动直，虽千万人何慑焉。尝论用兵须全体《周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才为万全。能此者有几人哉！”对李续宾方领兵九江，而錱贻书规之曰：“大丈夫出身为国计，名固不求，罪亦勿避。切勿效小英雄手段，知进而不知退，知经而不知权，胶拘于一成之见，听操纵于庸人之手也。”传有《王壮武公遗集》二十四卷。 　　四 胡林翼 曾国藩 左宗棠 　　罗泽南、李续宾、王錱，三人者，披坚执锐以当太平军，身经百战，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三公，则知人善任使，指挥若定，幕府画啸，而坐享其成；身兼将相，爵至通侯。显晦不同，劳逸亦殊。然其困心横虑，裕以问学，以忧患动心忍性，而不以忧患丧气堕志，一也。如以勋名之崇庳，而定人品之高下，抑浅之乎为丈夫已。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益阳人，道光十六年丙申进士。咸丰朝，以战太平军，积功累擢官湖北巡抚，卒于官，谥文忠。其行事世多知，不具著，而著其动心忍性，见于经世宰物之大者，以为后世法。道光之季，林翼以知府分发贵州，历署安顺、镇远等府。捕盗锄奸，其平日训练壮勇，仿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而变通之。勇不满三百，而锐健果敢，一可当十。搜剿匪徒于深林密菁，上下驰骤，与同甘苦。而著《保甲团练条约》及《团练必要》诸篇，颁之属县，督以必行，以固民志、清盗源。行之有效，夜不闭户。顾每以谓：“团练之效，外助官军，内消宵小，此为治乡之要；而亦与吏治之用人、兵政之选将相似。假如守令不得人，则州县必坏；将领不得人。则兵勇必溃。团练亦然。以正士良民为一团之长，则一团之民皆可御侮。以劣生莠民为一团之长，则一团之民可使抗粮犯法、可使攘夺为乱。假乡民以兵刃，而官吏不能躬亲董劝，旌别淑慝，则目前之成效难期，而日后之流弊滋甚。”咸丰元年，补黎平府。洪秀全、杨秀清起广西，永宁、怀远、融县环黎平西南界，皆蜂起以应。林翼则举保甲，办团练，修建碉堡，连屯相望，以谓：“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卫，不如先用地利以卫民。”自后黎平迭为太平军及叛苗环扑，而屹不可拔，则林翼之以也。累擢四川按察使，留湖南办理防剿。以咸丰五年署理湖北巡抚。洪秀全已都金陵，倾锐而犯，武昌、汉阳、黄州、德安，皆为所据。林翼坐困金口，无官无幕，一身悬寄，独念自古平东南必争上游，武汉，则金陵之上游也，荆襄绾南北之孔道，而武汉又荆襄之咽喉，非力图之，无以救败。其时水陆军万人，多新募未经战阵，太平军所向披靡。林翼从容谈笑，处以坚定，军屡挫而气弥厉，鼓舞诸将，以忠义相感发。尝谓：“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挫而志不可挫。”因以抚循温恤，整饬其军而简练之，遂克武汉而奠定焉。乃上疏言：“武汉形势壮阔，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之关键，而武汉为荆襄之咽喉。昔周室征淮，西出江汉；晋代平吴，久谋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勋，镇守武昌。宋臣岳飞、李纲之谋画岳鄂，均以此作高屋建瓴之势。控制长江，惟鄂为要。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应请于武汉设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此万人者，日夜训练，则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折冲千里之势。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善战者必伤，久役者必疲。伤病之人留于军中，不仅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递代，弥缝其阙，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至水师以炮为利器，炮声震迭，无半年下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战，以武汉为归宿，则我兵常处其安，而不处其危矣。”于时官私扫地赤立，吏好货，民骛乱。而林翼以乱之生由法度废弛，吏敝民偷，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务讨贼，则乱之流不塞；不务察吏，则乱之源不清。劾参镇道府厅以下数十员，与属吏更始，禁应酬，严奔竞，崇朴实，黜浮华。于是在官者推廉让能，稍知吏治矣。综核之才，冠绝一时。每于理财之中，暗寓教民察吏之法，谓：“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财；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财。明崇祯之劝慰而不助军饷，李自成之脑箍而一献百万，叔季人心，大率类是。夫不得已而养兵以杀贼� ��即日费万金，亦出于救民。取税赡军，使人民同仇，即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员洁己，即以兴廉。”养兵六万，月费四十万，而民无怨谤，兵无乏购，自是湖北军强天下。顾不为自固之谋，南征九江，北取安庆，发踪指示，皆出林翼。以为江楚唇齿相倚，而九江扼长江之冲，实江楚门户，九江一日不复，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九江既复，而太平军所扼长江险要，独有安庆。而有清一代，督抚之用兵出辖境，自林翼始。其治军务明纪律，而选将尚志气，用兵贵审固，以谓“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奉令慎谨，而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致败乃公事。然军事何常之有：以为兵力厚，而胜负之数又不系乎厚薄；以为将才勇，而胜负之事又不尽系乎勇怯。将在谋而不在勇，于战胜攻取之道具有心得，以静制动，以预应猝，以我料敌，以经行权，读兵书而通其变，而知进知退，能正能奇，虽古名将，不是过矣。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一胜之功而误大局。盖侥幸而图一胜之功，不如坚忍以规远大之谋。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贵乎审机以待战，尤贵蓄锐以待时。知敌之不可以力争，莫若审势而避其坚；知事之不可以勇斗，莫若择利而蹈其瑕。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择贼所不防之处，并力一战，如破竹然：于根本节要批之，则势钝；于竹尖竹尾批之，则势利。贼从东来。西面必轻；西面破，东面自懈矣。兵法攻瑕，不可不思。夫战，勇气也，当以节宣、蓄养、提振为先；又阴事也，当以固塞、坚忍、蛰伏为本。譬之南塘矛法，须先让对手打一下，然后应之。此理至微妙。坚持以待其弊，伺其瑕而蹈之，一发即破矣。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非算定，非多算一二著，不能成功。以多蓄兵力，预留活著为第一义。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贼谋而胜者，有后一著待贼动而后胜者，此时须待贼动而后应之，躁者必败，静者必胜。动者必躁，静者有所恃，有所谋，不可测也。”抚驭诸将，量能授事，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问遗其父母，珍裘良药，使岁月至；而败军政，罚亦不贷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而体羸善病，咳血久，欲寐则咳，叹曰：“吾欲耽半夜之美睡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吾已矣夫。”既而曰：“吾疾苦，不祈死，亦不怨生。惟义之趋，此心坦然，而精气迥异前数年矣。”及咸丰十年，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用林翼之谋以围安庆，久不克。而林翼亦出兵英山，进驻太湖为声援，调兵筹饷，日不暇给，而委己于学，夜则延老儒姚桂轩会讲《论语》，未尝稍间。一日，病甚，不食，左右请曰：“公休矣。”笑曰：“吾口不能食耳，吾舌尚存，吾耳有闻，何必不讲书，不听书？”自言：“读书有得，临政治军，与文武将吏叙论，无不尽其情伪，而心目涣然，指画秩然。”终日危坐，讲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顾左右叹曰：”闻道苦晚。今虽稍有所见，而不及行者多矣。”与曾国藩、左宗棠共济艰难，推诚相接。而两人者，名位高下迥殊，一与为亡町畦。每曰；“涤帅德高而谨慎之过，季高才高而偏激之过，咸性情之所独至，不能易也。涤公之德，吾楚一人；而� �高谋人忠，用情挚，特伤于偏激；如朝有忠臣，室有节妇，平时尝小拂意，临患难乃知其可恃也。”而国藩之称林翼，则曰：“润公聪明，本可霸术。而讲求平实，从日常行事以见至理，开口皆正大之语，举笔则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其于朋友，纯用奖借，而箴规即寓乎其中。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有如此襟怀气局，岂与仓猝成功名权宜就事会者比哉！”李续宜隶林翼久，告国藩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国藩应曰：“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续宜笑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也。”传有《胡文忠公全集》四卷。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人，道光十八年戊戌进士。咸丰朝，累官两江总督。以平太平军功，封一等毅勇侯，晋大学士，卒于官，谥文正。湘勇之战胜攻取，国藩资之以有成功，而威震天下。然而事之初起，国藩独焦心苦思，虑湘之不成其为勇，以谓；”湘勇不佳处有二：一则归心极切，无长征久战之志；一则体脆多疾病，不耐劳苦。将帅亦皆煦煦爱人，少英断肃杀之气。大抵衡湘之士，狃于风气，不惯面食。冬则皮帽皮衣，炭盘手炉，刻不能离。罗李名将，亦不免冬烘。”尝贻书刘蓉、左宗棠诸人太息论之，则湘之所以为勇者亦仅矣。而一时之风气转弱为强，因恃有一二贤豪长者为之倡。而忧勤惕厉，抑亦国藩矢此寸衷，有以鼓舞而大振奋之也。国藩幼而端默，未尝啼泣，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悟。稍长，研穷经史，因文见道，而尤好韩愈义，慨然欲蹑而从也。既以二十八岁登进士，遂官京师，从太常寺卿善化唐鉴游，讲求为学之方。时方读史阐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鉴则专以义理之学相勖。遂以朱熹之书为日课，而肆力于宋学矣。与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窦垿、仁和邵懿辰之徒，往复讨论，为日记，有过必记，力自绳检。每太息谓：“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作，信之者障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于仕途，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泄泄成风，阿同骇异。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最浮华者莫如言。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咸丰初，以直言极谏有声。累官侍郎，丁母忧回籍。而太平军长驱入湖南，奉诏督办本省团练。国藩语湖南巡抚张亮基曰：“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饷于官，缓急不可恃。请改募成军，乃可资以讨贼。”湘勇之说自此始。而事权不属，文酣武嬉，召闹取怒。独以公忠诚朴为天下倡，与左宗棠书曰：“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以求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其万有一补。”而以提督鲍起豹龃龉，嗾标兵与湘勇哄，移驻衡州以避之，增募勇丁足六千人。以谓：“所募之勇，全在立营时之严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切不可使其因扰民坏品行，因嫖赌鸦片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感发而日趋于善。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敌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也。”每逢月之三八日操演，集诸勇而申儆之，反复谆谆至千百语。每日召诸裨将轮对，至一时数刻之久。自言：“不敢说法点顽石之头，亦欲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哓口瘏音，耳提面命。然成师以出，大败靖港，而初困于江西，再围于祁门，诸将奔命，危然后安。其过人识力，在不摇定见。当死生存亡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值危疑震撼之际，尤百挫而不挠。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其在军也，终日凝然，奏牍书札，无不躬亲。危城之中，益诵书史。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盖其生平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持己平实，不为矫激，而欲萃诸子百家之长于当躬。曰；“游心如老庄之虚静，简身如禹墨之勤生，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 ��，庶几乎道矣。”综其一生，定为戒律，守之甚严，而持之有恒者，一曰不诳语，二曰不晏起。任事之初，横逆四面至，无所措手，以为天下事必无幸。与友人谈：“当今之世，富贵无可图，功名亦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世道。所谓正心者，曰厚实。厚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以此自励。亦以此戒所属。然挫败既多，德慧亦生。常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余于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愿学陆抗，气方锐而厚蓄之；不愿学荀罃，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与悍贼交手，总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若在贼者全无破绽，而我昧焉以往；则在我者必有破绽，被贼看出矣。毋乘以躁气，毋摇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昔作有《得胜歌》云：‘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虽粗浅之言，而精意不外乎是。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之凑泊于临时者也。军事如枪法，门户宜紧；如拳法，有伸有缩。若入之太深，则有伸无缩矣。”然自将则败，命将则胜。其用兵也，不善制胜，而善救败。折而不挠，神闲气定；常以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以是诸将久而服之。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以谓：“古之知道，未有不明于文。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独藉于文以读古圣之书，而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欲明先圣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及其自为文章，盖诵说桐城姚鼐之义法，至列之《圣哲画象记》曰：“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大抵以定气为主，以影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扬马。专宗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异军突起，而自成湘乡派。门弟子著籍者，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最为绝出，先后主直隶保定之莲池书院。新城王树枬、武进贺涛，得其法脉，声光迸出以称宗于河北，传授徒友。于是河北之治古文者，皆衍湘乡之一脉焉。桐城之文，由归有光以学欧阳修，由欧阳修以追《史记》，蕲于情韵不匮，意有余妍。湘乡之文，由韩愈以摹扬马，由扬马以参《汉书》，蕲于英华秀发，语有遒响。桐城优游缓节，如不用力，而湘乡则雄奇跌宕，肆力为之。其大较也。自来言宋儒程朱之学者，无不拘谨。而罗泽南发之以大勇；为桐城方� �之文者，多失缓懦，而国藩矫之以神奇。然则湖南人之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奖拔英豪，如恐不及，而择其尤，同升诸朝。左宗棠以举人参湖南巡抚幕，而为湖广总督官文所劾，欲逮讯，则以深明将略荐为帮办军务，授浙江巡抚。李鸿章以年家子相依，管奏记，则以文武兼资荐为江苏巡抚。咸致大用，弘济艰难。其后宗棠故相违异，以见丰采、明孑立。而扬言于朝，则曰：“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非所能及。”及国藩之殁，乃制其语为挽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自以为和而不同，君子之道焉。传有《曾文正公全集》二百二十八卷。 　　左宗棠，字季高，湘阴人，道光十二年壬辰举人。洪秀全、杨秀清起广西，进湖南，奄有江东。宗棠起参湖南巡抚骆秉章军事。挥兵四出，遂以知兵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平太平军，平陕捻，平甘回，克复新疆。累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晋大学士，封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谥文襄。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世之人，徒震其功名冠时，才高意广，而不知优勤惕厉，操心之危，虑患之深，固无不与胡林翼、曾国藩二公者同。胡林翼聪明绝世而纳之于平实，曾国藩谨慎持躬而发之为强毅，而宗棠则豪雄盖代而敛之以惕厉。语于人曰：“古之读书修身卓然有立者，无不从艰难困苦历练而出。若读书不耐苦，则无所用心之人；处境不耐苦，则无所成就之人。‘动心忍性’四字，最可玩味。‘动’字之义，如乾之惕，震之恐也。‘忍’字则艰贞正固之义。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可复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德慧术智日即消亡，冥然顽然。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斯可以验平素之道力。至成败利钝，在我者不能不明辨深思，在天者不敢参也。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而丧其心之所明以扰淡定之天。不如索性做去，成败利钝，不置于怀，世上尽有风波，胸中自无冰炭。而忧烦抢攘之中，时获一恬舒休裕之境，庶可担当世事也。”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而贫无钱买书，于家塾得前巡抚桂林陈宏谋在湖南刊行大字本《四书》，辄欣然忘食。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半盏，即思无负此光景。而无奇书可得，惟就四书五经，讽诵咀嚼。自谓：“一生受用不尽。四十年以后，抱负措施，都从此时蕴蓄。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磨练也。”迨年十八九，于书肆购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又参以顾炎武《郡国利病书》及齐召南《水道提纲》，汇编手抄。又读贺长龄所纂《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而长龄以江宁布政使居忧长沙，闻而召延焉。发所藏书，借与披览。梯楼以取，而数登降，不以为劳。及宗棠之还书也，必问所得，讲论孜孜。每曰；“天下之大，人才之少，幸毋苟且小就，自限其成也。“遂介之见其弟熙龄。熙龄方以御史家居，主城南书院，而诏以读宋儒义理之书。乃与罗泽南为友，批而学行。而以二十一岁与兄宗植同榜乡试中式。宗植领解，而宗棠中式第十八名，遂入赘于湘潭周氏。妇名诒端，字筠心，常时敛袵危坐读书史。香炉茗碗，意度脩然。而宗棠每与谈史，遇有未审，随取架上某函某卷示宗棠，十得八九。宗棠阅方舆书，而授妇绘图，为《舆地图说》，详绘山川道里，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也。历岁乃成，署联于楹曰：“身无半亩，必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少而力耕，喜读农书而躬验有得。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而以食为民天，必资于农，思为一书，分类撰著，曰《朴存阁农书》。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尝问之而得其事，亦学之而得其理。以谓：“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为。”兄宗植假馆四方，岁暮归，辄出所著录相示。或谈掌故，论时事。然学求心� ��，不尚苟同。尝各持所见，断断辩难，穷日达夕，至颜发赤，妇周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诘，或遂释然。三试礼部不第，伏处田里，半耕半读，而隐然具公辅之望。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林则徐、贺长龄，交相推重。及洪秀全以其徒徇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先后延佐军幕。是时民不知兵，兵不经战。宗棠以谓：“欲遏贼势，先固民心，须先使民知兵。”会曾国藩奉诏办团，乃就商，所见略同。遂罗致豪杰，募练勇丁。国藩率师东征，而宗棠佐骆秉章以坐镇湖南。湖南之得以保境安民，湘勇之用能杀敌致果者，曾国藩倡之，骆秉章主之，而宗棠实力赞之。所用人才，皆国藩所不喜，曰：“天下之才几何？若不宽以录之，则凡需激厉而后成、需磨炼而后出者，胥遭屈抑矣。凡用人，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忠告善道，使知意向。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矣。然才之难得，不在谋而在勇。汉高百战而得天下，其《大风歌》，则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真阅历有得之言，留侯，曲逆，若不得韩、彭、绛灌之流，亦不能济事。大凡才气恢廓之人，时有粗豪之病。人之性质，各有短长，不可概以绳墨相拘，亦不必求其相谅。梦想奇才，求之不得，则以世之游侠必有奇才出其中也，不知若辈只能为乱民耳。试看历来游侠有几成人？屠狗贩缯中所以有豪杰者，所执虽卑，而其心尚朴，其性尚完。若游侠，则已凿其天。纵其偏至之性，不畏不仁，不耻不义，吾安得与之游节义之林哉！”选将训士，募府雍容；南征北讨，指挥若定。而申儆之曰：“兵事属阴，当以收敛闭塞为义，战阵尚气，当以磅礴郁积为义。知柔知刚，知微知彰，则皆乾之惕若之心为之也。至用兵之道，察地势险易，审彼己情形，规模局势，尚可预计。而临敌之审机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自系军事，阅历颇多，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算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大抵胜局须防一著之错，败局原有一著之生，其分在用之之人，其效在一心之用而已。兵事利钝，未可预知，而锐进须防其退速，后劲尤重于前茅。盖战阵之事，最忌前突后竭。行军布阵，壮士利器厚集于后，则前队得势，锋锐有加，战胜而兵力愈增，必胜之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无余，设有蹉跌，无复后继，是乃危道。”曾国藩出师屡挫，而宗棠用兵必胜。岸异自负，署号“葛亮”。特诏以四品京堂帮办国藩江南军务。一募五千人，自树一帜，一号曰“楚军”。遂以平浙，平闽，平粤，平陕，平甘，平新疆，战胜攻取，威殚旁达。而始出兵，之江西，与石达开战于景德镇。以新集之勇，当方张之寇，斩将奉旗。军声遂振。而诒所部将卒曰：“汝曹亦知我之所以胜乎？始贼以重围困我，贼众我寡，其锋锐甚，不可战也。贼见我不动以为怯，数挑战，骄也，骄极必怠，俟其怠而击之，用力少而成功倍也。兵之强弱，在乎气之盛衰。无以司其消长之权，则强者弱矣，今日之贼是也。我有以妙其鼓舞之用，则弱者能强矣。”大兵之后，赤地千里，而宗棠教将士种树艺蔬，辟田野而抚残黎，因地制宜，诏以山农泽农之法。其入甘度陇而平陕甘也，首师行所至，辄以屯田为务。至则相度形势，于险要之口安营设卡，而垦平原为广田。督弁卒战阵之余，即释刀仗事锄犁以艺谷蔬。农功之暇，则开沟洫，便灌溉以兴水利，筑堡塞以居遗民，给耕具种子以劝农田。官道两旁，� �榆柳垂杨以荫行旅。兵民杂作，而宗棠日巡行看视以劳来而劝勉之。及其流亡渐复，客作渐集，则去而之他。所有兵屯之地，尽付之民，缓催科而劝储时。自凉州以西至玉门关，井灶相望，而杨柳夹道，延数千里，绿阴沉沉。盖所部楚军。向募农家，不收游惰，而偏裨亦多来自田间，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也。尝诏其子曰：“古人经济学问，多在萧闲寂寞中学得。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在手，随时举而措之。吾频年兵事，颇得力方舆之学。入浙度陇，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临急遽以得力。以此知读书之有益，而问学之宜豫。儿曹但知吾频年事功之易，而不知吾频年涉历之艰；但知吾此日勘定之功，而不知吾此后负荷之不易也。”新疆既定，而俄人以兵占伊犁，不肯还。李鸿章方为直隶总督，遥执朝政而主媾和，诏下总理衙门问宗棠。对曰；“泰西各国，船炮虽利。而重洋远隔。彼以客军深入，虽得吾地，战则势孤，守则费巨；彼如思逞，亦有戒心。俄与中国，则壤土和连，狡焉启疆，得寸即寸，得尺即尺。苟无以制，患莫大焉。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譬之围棋，败局中亦非无胜著。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侥幸求胜。其继坏于深悉洋务之人，不知大计，苟且图存，愈办愈坏，莫知所措。西人狡诈，每于仓皇之际，乘吾猝不及详之时，危词迫促以要之，鲜不堕其度内。而和战未定之际，宜定计于先，而出之从容暇豫。以战为备，不妨以和为款。譬乘船遇风，当用风掉枪时，操船者欲张帆，必先下帆，令舟无欹侧，乃免遭险。若随风转脚，必有倾覆之虞。昔与多礼堂将军论黑龙江事，多将军力言‘非由黑龙江出兵深入俄边，不能掣爱呼俄兵之势。’意以用棋局劫著为宜。且谓：‘俄越境入中国，所坏者中国地方；我越境入俄边，所坏者俄国地方。得失固不相侔也，俄人须防后路，自不敢一意向前。’多名将，不徒以武力见称；丰镐旧家，未有其匹；惜不逢此奇杰，快睹壮猷也。”英风霜气，老当益壮，而出其余事为文章，亦复生气远出，磊落英多。胡林翼谦不敢言文事，而宗棠则仗气爱奇，殊不以唐宋八家自限，而欲驾出其上，大抵以汉京之典茂，救宋人之轻侠。略与曾国藩伺。曾国藩力学而资禀拙，每有累句；宗棠则天分高而功夫浅，不免拙笔。然大方家数，不为描头画角，而出以灏气流转，拙处亦见姿致。顾不喜接文士，以谓华而不实，无补时艰。湘潭王闿运以文章傲视公卿，擅声东南，而与之书，怪其不以贤人相师，谓“天下之大，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顾宗棠则言：“王壬秋为易篁村传，将胡文忠说得极庸，李忠武说得太愎，于理未安。即起篁村问之，亦必有蹙然不安者。徇一家之私言，乱天下之视听，文士笔端，往往如此。”妇周戏言：“君不喜华士，日后恐无人作佳传。”笑曰：“自有我在。求在我，不在人也。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天下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名之美不美，何足计较！‘吁嗟没世名，寂寞身后事’，古人盖知之矣。”既而同县郭嵩焘、巴陵吴敏树，欲纂《楚军纪事本末》，遗书索钞奏稿书牍，宗棠复言：“吾湘二十年以来，内固封守，外从王事，所历多危险阻绝之境。他人咋舌敛手不敢引为己任者，吾湘毅然一身当之。其初何尝有天下后世在其念虑，亦何尝预计所事成否，为寂寞身后之图。会逢天幸，各有所就，战绩昭彰，此乃天下一大转机，吾湘祷 祀求之者。岂谓功必自湖南出，名必自湖南出乎？其人先世，率守耕读，不但仕宦稀少。而经商服贾以至外省者亦不数见。老生宿儒，耐寒饿而厌声称，岁得馆谷数十石，即为称意。及兵事起，谨厚者走匿山谷，徐乃觉事尚可为，强起从戎，学骑马，学击刺，今所指为达官贵人，由此其选也。自今以观，高官厚禄，焜耀一时，何莫非先世贫苦困乏，蕴蓄积累所致乎？诸君子为桑梓谋，则凡所以去奢去泰者，莫如保先世纯朴愿悫之风以保世滋大。俾湖以外得长享萧闲无事之福，为幸多矣。”自言：“余出山十余年，跃马横戈，气扬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亲六籍。”亦与胡林翼行军必讲《论语》、曾国藩临戎不废书史之旨趣同。胡林翼以聪明成其虚怀，可谓善用其长；曾国藩以愚直成其忠诚，及宗棠以刚愎成其势锐，则皆善用其短。而泽之以文章，养之以学问，以艰难自励其志气，以强毅自振于挫败，三公者，又不同而同。传有《左文襄公全集》一百二十三卷。 　　五 刘蓉 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