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史藏 / 四库杂史-22部 /

燕翼诒谋录 宋 王栐 王銍 ●卷一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戍，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赐李迪等进士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元年正月癸未，诏：“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渐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则命进士六举、诸科九举特奏名，并赴殿试。则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发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已，《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先是诸道州府参选者，每年冬集于吏铨，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诏选人四时参选。待之者甚厚，责之者甚至，真得驭臣之柄矣。后因铨部姑应故事，不分臧否，虽文纰缪、书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铨司引对，赍所试书判，以备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诸路阙官，凡守选者并与放选，以示特恩。至景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书判犹如今之帘引，虽有假手，不可代书，若铨试之弊，则又甚矣，虽他人代书可也，省试犹可，况铨试乎承平时，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揉成团，名曰“纸球”，公然货卖，亦由朝廷施刑浸宽故也。 五代时，尉职以军校为之，大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始令初赐第人为之，从赵普之请也。 国初，选人有服绯紫，或加阶至大夫，故人以为荣，虽老于选调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书详定陶等议：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今从事郎），三考加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试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依前监察御史，又转而为诸府少尹，申奏加检校官或加宪衔。观察判官以上服绯，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鱼，谓之“阶绯”、“阶紫”，非有劳绩而历任无过失者，并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优。 旧制，借绯、借紫皆不佩鱼。王诏为刑部侍郎，上奏云：“与胥吏无别，非所以示观瞻，乞与赐服人同佩鱼。”从之。然既许其佩鱼袋，则当改其衔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今尚仍旧衔，此有司失于申明也。诏，化基之孙，举元之子，终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 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县令获全火，升朝人，改服色。余如尉赏。身死者，录用的亲子弟。”又诏：“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责而终能获贼者，与除其罚，不得书为劳绩。”赏罚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亲民则过矣。 今之司理参军，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太祖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诏州府并置司寇参军，以新及第《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充。其后改为司理参军。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 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酒，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世传堂吏旧用士人，吕夷简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令、录除升朝官，余上县。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为之。此太祖开基立国之宏规也。不特此尔，寇准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以令史迁补，准番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铨司选流内官一任三考无遗阙者，引对，试断案，授之。盖仰体太祖谨重堂后官之意而推广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扫而清之，新旧杂用，士大夫耻与为伍。又三年，为任人无固志，旧吏长子孙为世业，一齐不胜众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数传之后，寂然无闻，是可恨也。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于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 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特置递卒，优其廪给，遂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而班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受禅，遂重其选，升其班于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诏书也。故恩数同执政官，而除拜锁院宣麻尤异焉，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此外则殿帅而已，前宰执亦时有除拜者。崇宁以来，始有滥恩，其后官者皆得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赐时服，惟将相、翰林学士至诸军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谓宰相曰：“时服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并赐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赐文武常参官时服，自后遂为定制。 唐制，为刺史者并借绯。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戍，诏常参官知节镇并借紫，防御、团练、刺史州借绯，候回日依旧服色。其服绯人任诸州亦借紫，惟军垒则否。 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授，不理选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以下承相一等有何官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仆射，若内史，若纳言，若参预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为相则均也。而为同平章事，乃资历之最浅者。自天宝之乱，多以资浅者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以儒学见重于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执官自为一班，独出百官之上，虽前宰相以宫师致仕者，皆不得与宰执官齿。 乾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曾带平章事者，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后礼绝百僚矣。 先是选人不给印纸，遇任满给公凭，到选以考功过，往往于已给之后，时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曰：“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并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者罢之。”自此奔竞巧求者，不得以公凭营私更易改给矣。 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今长吏初除，替满奏事自此始也。 旧制品官服绯、紫，皆以品格，故选人久次多服绯、紫，京朝迁转之速者，反多服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衣绯、绿二十年，于吏部投状，具履历以闻。”始以实历。后以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遂为定制。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并服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为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顾其带问云：何以无别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无用红鞋者。乃诏四品从官改服红鞋、黑犀带、佩金鱼。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红鞋不知何所从始也。 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三品以上钅夸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银钅夸金涂，七品以上并未常参官并内职武官以银。上所特赐，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银，今世所谓药点乌银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铁、角二色。其金荔枝钅夸，非三品以上不许服，太宗特新此钅夸，其品式无传焉。其后球文笏头、御仙又出于太宗，特制以别贵贱。而荔枝反为御仙之次，虽非从官特赐，皆许服。初品京官特赐带者，即服紫矣。鞍辔之别，亦始于太宗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鞍、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鞯。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近岁惟郡太守犹存银装、丝绦之制，此外无敢用者。若乌漆则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无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鲜矣。 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谓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谓之黑紫，以为妖，其禁尤严。故太平兴国七年诏曰：“中外官并贡举人或于绯、绿、白袍者，私自以紫于衣服者，禁之。止许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诏士庶皆许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则申严于仁宗之时，今虏中之服，乃是国初申严之制，此理所不可晓也。 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戍，知开封府寇准极陈其不可，乃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知几县见知府并庭参设拜。自后诸州选人并拜于庭，故老泉上书亦尝言之，不知此礼废于何时。 进士旧无免解之条，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贡举应三举人，并免取解。若三举连中则是九年，三举不连中则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为均平也。若四举连中则亦罕有，不为滥矣。 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芒屦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官远方者，不至于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峡距京师不甚远，至景德二年三月，复听川峡官丁忧，惟长吏奏裁。 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铨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铨者虽聪明过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选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选，其视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 ●卷二 国初，三岁郊祀，士大夫皆迁秩。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其滥，乞罢迁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临轩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颁行。自后士大夫循转颇艰。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戍，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而元丰贡院之火，死者甚众，则是法不行也。 又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人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则曰“通”，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其误记者，亦只书曰“不”，而全不能记，答曰“对未审，谨对”。虽已封弥，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缪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使古意尚存，则如章子厚者，岂容其应进士举乎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 进士考试差官属之转运使，惟许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本路阙人即报邻路差。 纳粟补官，国初无。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县学究郑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饥，乞补弟巽。不从。晁迥、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今承信郎）。自后援巽例以清者，皆从之。然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熙宁元年八月，诏给将作监主簿、斋郎、助教牒，募民实粟于边。此古人募民实粟塞下遗意也。因记淳熙间，诏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补初品官，而龙舒一郡应格者数人，郡以姓名来上，孝宗皇帝疑而不与，仲父轩山先生力谏，以为失信于人，恐自后歉岁无应募者，孝宗亟从之，已而应募者众。 旧制，朝臣、监司因事谪官，多为监当，虽在贬所，犹以前任举官，言者以为无以示贬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戍，始制因罪监当，不得举官充知县，朝臣不得举本州幕职官。前朝贬谪虽重。叙用亦骤，未闻其黜免而置之闲地也。王安石一时私意，贻害无穷，罪不胜诛，国犹为其所误，而况士大夫乎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景务三年五月丙辰，诏：“赤、畿知县，已令择人，俸给宜优。自今两赤县，月支见钱二十五千，米麦共七斛。畿县七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户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麦四斛；三千户以下，京官钱十二千、米麦三斛。”是时已为特异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诏曰：“并建庶官，以厘庶务，宜少丰于请给，以各励于廉隅。自今文武，宜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旧制，士人与编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诏贡举人曾预省试，公罪听收赎，而所赎止于公罪徒，其后私罪杖亦许赎论。 唐朝职掌，因五季之乱遂至错乱，或废不举。给事中掌封驳，不可一日无，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废职始于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务同知给事中，未几，隶银台、通进司为封驳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驳司陈恕乞铸印，命取门下印用之，因改其名为门下封驳司。 国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陈乞摄太祝者，虽班初品选人下，然不一二年，经营巧求，即同正员，是与侍从奏补无以异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惩其弊，乃诏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学究出身，不许慑太祝。自后京选判然，巧求者无所容其奸。 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严其禁，虽见任京朝，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疠，无敢往者，虽武臣亦惮之。后有武臣自广南替回，陈乞免短使者，铨部以闻。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诏三班使臣任广南差遣，替回并免短使。遂以为制。 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览三司奏乏银支用，问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时其价若干也。盖上以为重则下竞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数年间，世变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费益甚，沿袭至于宣、政之间乎是宜价日增而未已也。 国初沿江置务收茶，名曰榷货务，给卖客旅如盐货，然人不以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诏废沿江八处，应茶商并许于出茶处市之。未几，有司恐课额有亏，复请于上。六月戊戌，诏复旧制。六飞南渡后，官不能运致茶货，而榷货务只卖茶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