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史藏 / 史评-24部 /

廿二史箚记 清 赵翼 ●序（一） 瓯北先生早登馆阁，出入承明，硕学淹贯，通达古今，当时咸以公辅期之。既而出守粤徼，分臬黔南，从军瘴疠之乡，布化苗犭之域，盘根错节，游刃有余。中年以后，循陔归养，引疾辞荣，优游山水间，以著书自乐。所撰《瓯北诗集》、《陔余丛考》久已传播士林，纸贵都市矣。今春访予吴门，复出近刻《廿二史箚记》三十有六卷见示。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读其自序，有质钝不能研经，唯诸史事显而义浅，爰取为日课之语，其谦自下如此。虽然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门弟子之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炅元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庄，皆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明仲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又谓稗乘脞说。间与正史岐互者，本史官弃而不采，今或据以驳正史，恐为有识所讥。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予生平嗜好与先生同，又少于先生二岁，而衰病久辍铅椠，索然意尽，读先生书，或冀氵忍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嘉庆五年岁次庾申六月十日嘉定钱大昕序 ●序（二） 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迹。三代以上明于理而经立，三代以下详于迹而史兴。世愈积，事愈多，其于天下之情变，古今之得失，盖有不可枚举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人，辽阔数千年，世尽狃于目前之近，沿流既远，前后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为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质、文之运，递相救也，亦递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趋，而前代已启其端；有彼一代之所开，而后代遂衍其绪。世第纷然，交眩于成败废兴之迹；回惶变易，则卒不得其所以致之者。后之读史者排比事类，商榷伦物，不过取一人一事而予夺之，毁誉之，盖皆未离乎经生之见也。阳湖赵瓯北先生以经世之才，具冠古之识，自太史出守，擢观察，甫中岁即乞养归，优游林下者将三十年，无日不以著书为事，辑《廿二史箚记》三十六卷。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覆卒读之。嗟夫！自士大夫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然则使先生翱翔木天，径青云，以备经筵之启沃，必能援古证今，指陈贯串，否则攵历外台，建牙仗节，斟酌时宜，折衷往昔，其所裨于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仅托之此书以传也。昔赵中令自谓以《论语》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则何能然，读是书而有会焉，洵乎其得史学之大且重者，举而措之天下无难也。世尝谓宰相须用读书人，岂不谅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谨述之如此。 嘉庆五年五月宝山后学李保泰拜书 ●小引 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伏遁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阳湖赵翼谨识。 乾隆六十年三月 ●卷一 ○司马迁作史年岁 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纟由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吸锻，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李延寿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凡十九年，迁作史之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并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不过三年；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岁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据《后汉书 班固传》，固父彪接迁书太初以后，继采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书未详，欲就其业，会有人告其私改国史，明帝阅其书而善之，使固终成之。固乃起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为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诏，积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书已二十余年。共八表及《天文志》尚吸锻而固已卒，和帝又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阁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为之卒业也。《汉书》始出，多未能通，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马续也。百篇之书，得之于史迁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经四人之手而成。其后张衡又条上《汉书》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卢植、马日、杨彪、蔡邕、韩说等校书东观，又补续《汉记》，则是书亦尚有吸丁善者，益信著书之难也。 ○各史例目异同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敝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至于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今列二十二史篇目异同于左： 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三国志》亦但有《魏纪》，而吴蜀二主皆不立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史迁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宫闱琐屑事仍立后传，较有斟酌。《宋史 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又仿《尚书》、《世纪》之名，最为典切。 世家《史记 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改为列传。（按《班固传》，改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苻、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吴、越、闽、南平皆称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变其名曰外记。 表《史记》作十表，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记》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皆本《史记》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史记》所无。又增《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也。《后汉》、《三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及《南》、《北史》皆无表。《新唐书》、《宰相》、《方镇》、《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无表，欧《五代史》亦无表，但有《十国世家年谱》。《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辽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有。《明史》《诸王》、《功臣》、《外戚》、《宰辅》、《七卿》共五表。（后人有因各史无表而补之者，伏无忌、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崔、延笃作《百官表》，皆不传。袁希之又有《汉表》，熊方有《后汉表》，李焘作《历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补前人之缺。近时万斯同又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为详赡。） 书志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齐书》亦有《祥瑞志》，《梁》、《陈书》及《南史》无志。《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炅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隋书》本亦无志，今种怂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种丝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明史》种丝与《宋史》同，其《艺文志》内专载明人著述，而前代流传于世者不载。 列传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说见《陔余丛考》。）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传之，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如《汉书》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周、秦时人，与汉无涉，殊亦赘设。《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三国志》名目有减无增。《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其降敌国者亦附卷末。《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陈书》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后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逸士》，《宦者》为《阉宦》，亦稍变其名，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周书》增《附庸》一款。《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皆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传名目大概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旧唐书》诸传名目亦与前史同，其安禄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创也。《宋史》增《道学》一款及《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辽史》改《良吏》为《能吏》，余与前史同，另有《国语解》。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亦另有《国语解》。《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明史》各传名目亦多与前史同，增《阉党》、《流贼》及《土司传》。 ○史记编次 《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故《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宏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 ○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 《汉书 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词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至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亦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 匈奴传》：太初四年，且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 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 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 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 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亻免，足开、今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至《扁鹊、仓公传》，虽非少孙所补，然于意答文帝诏问之语，所治何人，所疗何症，自成一篇，亦必当时有此现成文字而钞入者，使史迁为之，必不如此琐屑。窃意《扁鹊传》史迁原文也，《仓公传》亦少孙钞入者也。 褚少孙，沛人，尝受诗于王式，后应博士弟子选，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长宏、唐长宾与少孙同受业王式，《汉书 儒林传》。）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史记 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史记律书即兵书 《史记》所缺十篇，张晏谓《礼书》、《乐书》、《兵书》，颜师古据《史记》目录但有《律书》而无《兵书》，以驳张晏之误，不知《律书》即《兵书》也。迁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徐广曰：王子成甫。）能绍而明之，故作《律书》”云云。是迁所作《律书》即兵书也。今褚少孙所补序亦云：“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遂极论秦时黩武，汉定天下，偃兵息战等事。是亦尚见兵律相关之意，而其传则又专序律吕上生下生之法，与兵事亳不相涉。此篇最无头绪，盖少孙补作时，见迁序目有《司马法》太公、孙、吴字样，故其序以兵律相关为言。至其正文，则以律书为名，遂专取律吕以实之，而与兵事不相涉也。张晏谓《兵书》者，专指史迁序目而言。颜师古驳之者，专据少孙所补律吕而言。度史迁原文必有兵与律相应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记变体 《史记 曹参世家》叙功处，绝似有司所造册籍。自后《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周纟》等传，记功俱用此法，并细叙斩级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书身自擒斩若干，所将卒擒斩若干，又总叙攻得郡若干，县若干，擒斩大将若干，裨将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纤悉不遗，另在一格。盖本分封时所据功册，而迁料简存之者也。（《张良传》：以诸将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册。）然亦可见汉初起兵，即令诸将各立简牍，以纪劳绩，无枉无滥，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业也。又张苍、任敖、周昌合为一体，窦婴、灌夫、田亦合为一传，似断不断，似连不连，此又是一体。《汉书》皆全用之。《汉书 韩安国传》下半篇全载王恢与安国辩论击匈奴事，一难一答，至十余番，不下断语，亦一奇格。 ○汉王父母妻子 《高祖记》称汉王之二年，定三秦，将五诸侯兵破彭城，寻为项羽所败，西奔过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而家属反遇楚军，为羽所得，常置军中为质。据《史记》谓是时羽取汉王父、母、妻、子置军中，《汉书》则但谓取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后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遂归汉王家属。据《史记》谓归汉王父母妻子，而班书亦但言归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盖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时，母死于小黄。）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吕后，而以《史记》所云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之通称，非真有母与子在项羽军中，故改言太公、吕后也。不知高祖母虽已前死，而楚元王为高祖异母弟，则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记》谓同母少弟，《汉书》则谓同父少弟。颜师古注：“言同父则知其异母也。”按《吴王濞传》：晁错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则元王乃异母弟无疑。陆机《汉高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正指侯公说项羽，羽归汉王家属之事，曰皇媪来归，明言汉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后封齐，为悼惠王。当高祖道遇孝惠时，与孝惠偕行者但有鲁元公主，则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别无投归高祖之事，则必与太公、吕后同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项军也。然则《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设，而《汉书》改云太公、吕后，转疏漏矣。 ○五世相韩 《史记》称张良以五世相韩，故为韩报仇。然五世指韩王而言，谓韩王五世皆张氏为相，非张氏五世皆相韩也。良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王及悼惠王，是为五世。颜师古注：从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过秦论三处引用 贾谊《过秦论》大指谓秦尚法律，不施仁义，以至一夫作难，天下土崩。史迁用之《秦本纪》后，最为切当。乃褚少孙又引之于《陈涉世家》后，则以其中有“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数语，故牵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于《陈涉项羽传》后引此及史迁所论项羽者，以作二人传赞，未免数典而忘其祖也。再《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史迁”云云。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语》之文，亦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某人”。盖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钞窃为嫌也。（《汉书 五行志》记秦始皇氵高池君遗璧之事，却书明引用《史记》之文。） ○史记自相歧互处 《史记田儋传》，项梁趣齐进兵，共击章邯，儋欲楚杀田假，然后出兵。据《项羽纪》，项梁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杀之不义。”而《田荣传》则以此语为楚怀王之言。 《齐悼惠王传》，悼惠子哀王将发兵诛诸吕，乃先诱燕王刘泽入齐，使祝午至燕，发其国兵并将之。泽不得归，乃愿往长安，议立哀王为帝，哀王遂资其行。而《泽传》不言被诱入齐事，但云：太后崩，泽即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遂与齐合兵，而泽先至长安。（《汉书》亦同。） 《朱建传》谓：黥布欲反，建谏之不听。布诛，建得不诛。事在《黥布传》中云云。今《布传》无此语。 《佞幸传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闳孺。而《朱建传》又云孝惠有闳籍孺，是并二人为一人。《汉书》亦云闳籍孺。 《郦食其传》既叙食其见高祖之事，而《朱建传》又重叙郦生见高祖之事，与彼传小异。 《周仁传》，仁以不洁清得幸。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案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义不顺，《汉书》删“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传》戾太子斩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战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闭守城门，因纵太子，下吏诛死。”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族死陉城”，文既繁复，且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