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史藏 / 地理-296部 /

读史方舆纪要 叙 叙宁都魏禧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常熟顾祖禹所撰述也。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历代州域形势》凡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凡一百十四卷，《山川源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以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略，为人奇贫而廉介，宽厚朴挚，不求名于时，与宁都魏禧为兄弟交。禧既笃服其书，祖禹因请为之叙。禧愀然而叹曰：有是哉！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惟禧学不足贯穿诸史，足迹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顾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窃尝得举其论之最伟且笃者，以示子弟。盖其大者有二：一以为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故边与腹无定所，有在此为要害而彼为散地，此为散地彼为要害者。一以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呜呼！古今豪杰，暴起草昧，往往迫而应天人之会，初未尝迁地而谋形胜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势，以驱策天下，而天下无以难之。盖其故可思矣。失其术，则据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术，则虽迫狭瘠弱，而无不可批导，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有在于言语文字之外，非方舆可得纪者。呜呼！非其人，谁与知之？此则禧所欲为祖禹叙而不复辞让者也。北平韩子孺时从余案上见此书，瞪目视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间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之者，岂不异哉？”禧于是并识之。 　 叙 叙南昌彭士望 　　读古今上下数千百年之书，以自成一书，兼括数千百年之上，使数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读。此其志，岂文人经生之所能及者哉？而成是书者，则有数难：识难朗而精，资难敏而决，断制严而难确，心胸阔而难细，此难之在己者也；其待资于外者，博考难于书，明辩难于友，取给繁费难于财，游涉方域难于遍，为尤难焉。夫使其书为悬解冥悟，综合事理，殚一夫之精力，虽极穷困无聊时，犹或可以坐致。古之人有能之者矣。惟撰述方舆之书，则高山大川之寥阔，渎壑丘陵之琐细，古今名号之建置不一，崩筑疏凿之因创损益各异，或侨设而名存，或陵谷变迁而实没，舟车之所不通，人力之所罕至，容并有之。而是人则踽踽穷饿妻子之不惜，独身闭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别白真伪，如视掌中，手画口宣，立为判决，召东西南北海之人，质之而无疑，聚魁奇雄杰闳深敏异之士，辩之而不穷，据之而有用。此其人之资赋。盖乔岳翕河之所降生，使之续禹书之遗，以诏告于天下万世，为开辟之所仅见。望行年七十，得此一士，数常熟顾祖禹之为《方舆纪要》是矣。祖禹之创是书也，年三十九，秉厥考之遗言，及先祖所为之地志、九边之图说，僻处宛溪，不交州府，间藉资于馆；游历所至，惟有借书，随即钞纂，睹记所及，更获新胜，即改窜增益之。虽十易草所不惮，经二十年，始成是书。自为《历代州域形势》通论至《天文分野》，共百三十卷，可六千页。祖禹尝语望曰：“历代之书，世远言湮，难穷其蕴，惟览者能自得其指归。禹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此书之立体者也。其采用之书，自二十一史地志而下，凡百十种，具见于《发凡》。”是其志之超迈，用力之专勤，而成书之浩博，亦既无复加矣。乃其意中绝不自矜喜，若身未尝与其事，望故尤笃服祖禹之人。其胆似韩稚圭，而先几旁瞩，不敢置胜负于度外；智似李长源，而愿学邹鲁，不好神仙；德量似娄师德，含弘光大，唾面自干，而人卒不能唾其面；清操似卢怀慎，吐纳万有，而不为无口匏；宽静似谢安石，绝意声色，不事矫情；奇才博学似王景略，虽去桓温，必不为苻坚所用。祖禹之人如是。望盖观摩朝夕，阴察其人而得之。惟有其人，而后可用其书，有其书，而益知其人之用大。宁都魏禧已备言其书之用，望第述其书与人之本末如是。天下后世，当共见之矣。 总叙一 　　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灾，作为《禹贡》，孔子删书，列于六经。其并传者，又有《山海经》，其词迂诞。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断自《禹贡》”，允矣。自禹以神圣平成天下，传之子孙，其支庶列为侯伯。其在《商颂》曰：“韦顾既伐。”说《诗》者曰：“顾亦桀党也。”呜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弃之。顾为同姓国，葛ぱ相庇，宗社无陨，义也。汤欲倾夏，则不得不先剪顾，顾亡而夏随之矣。然则顾非党于桀也。后有弃其宗祀，献符瑞于仇雠之庭者，是则顾之罪人也已。自汤伐顾，而顾遂微于商周之世。及汉兴，始得姓于江淮之南，盖少康封少子于会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时，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勾践遂以其国霸，灭吴而有其地，通盟于上国，又数传为楚所灭，子孙窜处于江南，各保城邑，自为君长。而海阳侯以灭秦诛项功，分符汉室，五传侯绝。侯之子孙，皆以顾为姓，保氏族于江南。及吴丞相雍以功名显，累传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载在史册。至黄门侍郎野王，则以著述显于梁陈之际，所著书数百卷，而舆地志尤见重于世，至今学者犹宗师而俎豆之。由隋唐以迄两宋，子孙代有名人。而征君原九于宋端平元年，由临安避地梁溪，耕读于宛溪之上，子孙奉遗命，历元世皆隐居不仕。明成化中，征侍郎允敬，始官于朝。曾孙光禄丞大栋，当嘉靖间，好谈边徼利病，跃马游塞上，与大司马灵宝许公论善，撰次《九边图说》，梓行于世。子奉训大夫文耀，万历中，以光禄大官正奉使九边，还对，条奏甚悉，天子称善。文耀生郡诸生龙章，早卒。龙章生柔谦，九岁而孤，好读书，补邑弟子员，深慨科举之学，不足裨益当世，慨然欲举一朝之典故，讨论成书。年及强仕，而遘流寇之变，遂遁入山，焚笔瘗砚，率子祖禹躬耕于虞山之野。久之益穷困，愤懑无聊，得奇疾，将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两汉以来，称为吴中文献，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耳。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哉？先光禄在世庙时，傍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虑，图论九边，以风示谋国者。先奉训当神庙中，四方无虞，以边备渐弛，伏戎可虑，先事而忧，卒中忌讳，仕不获振。先文学请缨有志，揽辔无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沈，九州腾沸，仅获保首领，具衣冠，以从祖父于地下耳。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予死，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呜咽而对曰：“小子虽不敏，敢放弃今日之所闻？”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废。又三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续成昭代之书，垂之后世，俾览者有所考镜。而贫贱忧戚，杂乱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穷天下之形势；次之，不能访求故老，参稽博识，因以尽知天下险易厄塞之处；下之，不能备图志，列史乘，不出户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详。惟是守残抱缺，寤叹穷庐，吮笔含毫，消磨岁月，庶几无负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语于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 总叙二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辩别攻守，远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总叙三 　　或曰：“审如子言，则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曰：“何可废也？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曹瞒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利于平日，岂通论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寡，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也，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薮慝，与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曰：“非也。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凡例二十六则 　　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是书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 　　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然其高下险夷、刚柔燥湿之繁变，不胜书也；人事之废兴损益、圮筑穿塞之不齐，不胜书也。名号屡更，新旧错出，事会滋多，昨无今有，故详不胜详者，莫过于方舆。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名，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 　　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其间矣。是书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或决于几先，或断于当局，或成于事后，皆可以拓心胸、益神智。《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俯仰古今，亦可以深长思矣。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职方》辨州，惟表山薮川浸。司马迁作《史记》，昔人谓其能言山川条列，得《禹贡》之意，班、范诸家所不逮。唐太宗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六典》所载，犁然可观。是书亦师其意。两京十三司之首，皆列疆域、名山、大川、重险，俾一方之形势，灿列在前；而后分端别绪，各归条理，亦以详前人之所略也。 　　王者体国经野，于是乎有城邑。城邑定而方位列焉，缓急分焉，于是乎有山薮川浸。山川布而相其阴阳，察其险易，于是乎有关梁阻厄，为城邑之卫。自古及今，经理方舆者，不能异也。是书于两京十三司各郡邑中，皆以此为次第，从同者则以例附焉，所以便于考索也。 　　城邑、山川、关隘之属，有特见者，如专言某城某山是也；有附见者，如言某山而附以某山，言某川而复及某水是也；有互见者，如言某山而旁及于某川某关，言某关而旁及于某城某山是也。 　　《地理志》始于班固，最为雅驯。刘昭《补后汉郡国》，参入古今地名，为功不少，所惜微有缪误耳。《晋志》仅存郛郭，《齐志》略标形似。沈约《州郡》，详而未精，魏收《地形》秽而不备。《隋志》兼及梁、陈、齐、周，裨益颇多，而经纬未尽。刘句《唐志》略于天宝以后，欧阳氏略于天宝以前，功过不相掩也。《五代史·薛志》，曾见数条，较《欧志》颇胜。《欧志》无乃过略，与《宋志》详略失伦。辽金二《志》，《金志》差胜。明初《元志》缺漏，又在《宋志》之下也。是书参考沿革，大约本之正史，而他书所见，亦节取焉。虽然，秦汉城邑，其不可见于今者，盖什之二三。六朝以降，废置纷更，其不可见于今者，乃什之四五也。隋唐以来，边荒蛮落，时有兴革，其不可考者，亦什之一二矣。 　　从来沿革，有竟不入是书者。王莽篡汉，尽易天下郡县名号；侯景陷台城，契丹入汴，皆妄有改易之类是也。若夫晋弃中原，南北淆乱，州郡县邑，纷纭侨置，河南有广陵、丹阳之名，江渚有晋阳、太原之号；又疆埸战争，得失屡变，荒左依附，有无顿岐，循名责实，大都湮废。余力为考订，其引据不诬，义类可据者，悉为采入。至传闻互异，史氏浮靡史臣撰述，往往地属前朝，而讳从当代。如《晋书》《隋书》，皆讳虎为武，讳渊为泉之类，或地名相同而方域绝异，地名本异而里道正同，千里毫厘，未尝敢忽也。 　　古人著述，类皆慎重。《左氏传》析实白羽，夷实城父，慎之也。杜氏《释传》，或但曰鲁地、齐地，或竟曰地阙，不敢强为之辞也。盖寡陋之过小，缪戾之罪大。近世言方舆者，依据失伦，是非莫主；或一事而彼此相悬，一说而前后互异；称名偶同，漫为附会，传习不察，竟昧繇来；欲矜博洽之名，转滋缪戾之罪。余不敢妄为附和也。 　　方舆之书，自经史而外，彬彬成家者，魏晋以降，代有其人余辑《方舆书目》凡二卷，约千有余家。然自唐以前，传者绝少。由唐以迄宋元，可见者亦不过数家耳。《括地志》序于唐太宗，称其度越前载，然在宋时，已不可多得宋《崇文目》云：《坤元录》一本，即《括地志》。按杜氏《通典》，《坤元》与《简地志》并列，则非一书也。括，唐大历中讳曰简。其闻于世者，有江融、郑虔及贾耽之书，亦不可复见也。余尝读《元和志》，善其敷陈时事，条列兵戎，然考古无乃太疏。《寰宇记》自谓远轶贾、李之上贾耽、李吉甫，而引据不经，指陈多误。《纪胜》山川稍备，求其攻守利害则已迂。《广记》考核有余，而于形势险夷，则未尽晰也。《胜览》以下，皆偏于词章之学，于民物远犹无当焉。国家著作之材，虽接踵而出，大都取裁于乐史、祝穆之间，求其越而上之者，盖鲜也。 　　近代《一统》、《寰宇》、《名胜》诸志及《十三司通志》，余皆得见之。其天下郡县志得见者，十未六七也。局田野，无从搜集，间有已得其书，而时会且忤，未及采录，旋复失之者。故虽耳目流传之书，而阙略正不能免。虽然，形势详而名胜略如录衡山，而不载七十二峰之号；志太湖，而不及百渎七十二之名之类，中国详而四裔略，亦有边陲详而中土反略者。览者当得其大意，毋遽以闻见浅陋斥之，则几矣。 　　地利有错见于他条，而不载于郡邑之下者，有两说互异，而并存之者，疑以从疑也。 　　宋葛文康公曰：“记问之博，当如陶隐居，耻一事不知；记问之审，又当如谢安，不误一事。”世皆称胡氏注《通鉴》，见闻博而取舍精。然除口见于《水经注》，而误引蘧除水；万岁县见于《晋志》，而误改为延寿；他如永世未辨其在溧阳，定陵不知其近水。甚哉！著作之难也。要亦耳目偶遗，无关大故。余生而椎鲁，困穷失学，读书无多，自省多愧，偶有所见，误则正之，甚者削之，不敢妄为争辨，求胜于古人也。 　　高都、丹城，一城也，而误以为二。昭信、济阴、睢陵，一城也，而误以为三。云中、云州，胜州、东胜，夏州、灵夏，皆两地也，而误以为一。至于宛唐、死虎、虑、驴夷，字之讹也。居庸、翳翁，土军、吐京，声之变也。举一例余，类难悉数。每见近代诸志，一水一山，方位偶移，辄列为数处；千里百里，声称相似，则牵为一端。见闻日荒，义理日缪，安能与古人相上下乎？ 　　六经而外，《左》《国》《史》《汉》，皆有诠释。古人散逸之书，见于古人援引者为多，是书悉为搜讨。至杜郑马三家之书，其言方舆，皆资采取，而杜氏尤长。王厚斋《玉海》一书，中所称引，类多精确。而《通释》一种，为功于《通鉴》甚巨，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余尤所服膺，故采辑尤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