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子藏 / 笔记-415部 /

李新塘太守莼，由进士授编修，陟卿贰。为奉天学政，以言事降调，出守九江，回避为徽州，与林君廷选对调。四年春，粤寇扰徽，太守适至，崎岖军旅间，郡城空虚，乡勇恣横，花会盛行，为害歙、休、绩三邑最甚。饷无所出，捐无可集，绅富袖手，士民腾谤，太守以清华之质，处此境地，如堕尘网，悄然不乐。张文毅至徽，太守为翰林前辈，求谢府任，他事惟命。文毅乃与要：若能任粮台者，当为请于督抚，乃得开缺，而林廷选复任云。太守之解职也，人咸目为畏葸，不娴吏治，太守但听之。及至专任粮台，厉精为之，黎明即起，率属综核庶务，竭力奉公，发付各营，调剂缓急，均平和协，无不悦服。其治文书，虽冗繁杂Ш，一览不再视，而曲折洞然，过时能诵，莫不惊服。私财用之不吝，一涉公款，无丝毫苟且，洞察物情，下不敢欺。治事二年馀，积劳成脾泄病。七年秋，卒于徽州。所任用者沈凤才、沈起鹗、程亦陶等，皆著能名。 沈凤才，字五楼，当涂人，以贡生为绩溪训导，敏练多能，氵存保直隶州知府衔。文毅离徽，凤才即入都谒选，选甘肃阶州知州。履任后，适粤寇启逆、川寇蔡二顺同时窜陕，路过，城陷殉难。沈起鹗，字荐廷，石埭人，以浙江县丞，随晏中丞来徽，留派粮台，练达诚笃，同列倚之。补浙江海盐县知县。程亦陶后官浙江知县。先文庄在徽营，自太守以下，诸君皆与共事，故知其详。 张文毅再起，先至庐营，见福元修中丞。往临淮见袁午桥统军，袁故亲家也。途中见统军所张告示而美之，知出颜博洲培文手，遂乞于统军，延入幕府。文毅仓卒受事，左右无多人，惟先文庄与杨濠叟、颜博洲、王庆三等诸人。庆三司杂事，濠叟司文案，其军务则惟文庄与博洲任之。行至昌化，招勇五百人，博洲坐昱岭关口，执册点之而入。至徽郡，驻新安卫署。时文庄与濠叟、博洲同住厅事旁，事无巨细，无不闻知。文毅于清晨起治事，见属官、绅士谘诹筹度，送客出，即入厅旁，令办所言事，有时同客入，谋议尽善，属稿、画诺、发行，不逾晷刻也。濠叟通《说文》，善篆书，学问为一时侪辈之冠。博洲于事敏捷详练，策宁郡饷事，条举一岁之出至纤至悉，上之文毅，请函告皖南道邓公商之。濠叟笑谓博洲曰：“吾辈行与君别矣。”博洲愕然。濠叟曰：“此函去，邓公有不檄君为助者乎？”既而，果然。博洲握篆未久，宁郡失守，未几克复，仍署府事，久之即真。十年八月，宁郡再陷，死之。博洲在郡，任用能吏袁青云为宣城令，上承邓公之教。粤寇逼境，悍将鸱张，君调和其间，支撑数年，民兵相处，不致决裂。其心力良苦，卒无救于城陷，则时势为之也。 孙镜潭太守成鉴，以吏员升补贵池县知县。当道光年，大江南北县令之所倚者，曰“南漕北赈”，浮收之弊，犹取民之馀，赈则攘民之不足，捏报灾数，领款抵亏，以救百千万饥民之资，救一吏之家，上下视为固然，此乱前之积习也。皖省之池属，于前岁困于水，太守令贵池：遇水将成灾，先至各乡，遍查户口，分上中下造册，核定赈数，白大府请赈。赈银既至，以银数晓示境内，按灾册所列各乡饥户分银，唤熔工凿银，分包标明发某乡、某董分赈。随将饥口名数、赈银两数、某董名姓、限某日发完书榜给各乡张贴，十日而事毕。凡因赈事所用，置册登记开销，即申报抚藩。大吏嘉其速，为发续赈银三千两，因其实惠及民也。至粤寇扰江介，池州府陈源兖在庐州殉难，太守以贵池令兼摄府篆。张文毅时在徽，来谒，且以一册呈览。视之，则池郡绅士之贤否、商民之贫富、宿棍之出没，并与粤寇相通、民间隐事，无不毕载，其尽心民事如此。 李文忠封翁，曾文正讲学之友也。李翁故后，文忠所如不合，嗣以故人之子，得入曾军。观文正手书《日记》，视如李次青方伯之流。英雄贱日无殊乎众，固不足异。祁门之役，张文毅投劾去，文正将之徽州受代。幕府诸人咸尼其行，而令次青方伯往，未几，果败。文正疏请治罪，众争之力，不可，乃以去就争。文忠辞曾营，而就其兄勤恪公于江西某知县任所，途过益阳胡文忠军，见之且告之故，益阳曰：“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对曰：“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拂衣起，归寓。束装将行，益阳之使适至，挽之回；不许，强而后可。留饮数日，绝口不谈前事，尽欢而别。文忠在江西，简福建遗缺，道阻兵，进退维谷，闻文正克安庆，驰书往贺。文正报书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前辈口传如此，与今本曾集微异。文忠得复，遂、回曾营，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时先文庄至皖，见文正，文正称为“皖北人才”，著之《求阙斋日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沈著，美才也。”退见文忠，文忠曰：“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未几，文正荐文忠为苏抚，飞皇腾达，盛极一时，勋业几加文正之上。天津教案，继文正督直，新旧交替，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祁门之别，益阳来书云‘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今思其言验矣。”观此，可想见曾公之雅量、胡公之远见、李公之奇气，而三公遇合之迹，亦可略寻其源。 李文忠居乃兄知县署中。一日，遇九华衲子于友人所，善相法。见勤恪，曰：“贵人也，不十年，当任方面。”继见文忠，曰：“贵不可言。令兄之贵，胥由于公。”归而告母，太夫人大喜。次日，使赠以赀，再询其详，则已行矣。及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九华某寺僧至京，请藏经。余家仆媪辈多为九华旧香客，素与寺僧习夤缘，而至文忠所为之求书。公呼寺僧至，问以衲子所在。寺僧巧言善谀，承文忠意曰：“此地藏王菩萨化身也。”文忠乐甚，亲为洒翰，且命贤良寺主持僧为之上下关说，得早领经以去。 左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文襄在军，距曾军数十里程，间日跨马而来，文正辄盛设馔食以待，谓大烹以养圣贤，重之如此。文襄善啖而好谈，入座则杯盘狼藉，遇大块用手擘开，恣意笑乐，议论风生，旁若无人。偶与辩胜，张目而视，若将搏噬之状。称人必以其名，惟于文正则敬之称字。一日，言事有异同，文正出句云：“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文襄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以名对字，偶一呼名，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李文忠时在文正幕，辄不相下。曾军湘人为多，值彭刚直来谒，讥评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刚直尊人久任合肥青阳司巡检，文忠反唇相稽。刚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文忠与文襄、刚直始终不协，今文忠《朋僚函稿》，于捻事言及逆首张总愚辄云“太冲非其对手”，于西事颇责其误国甚于崇厚丧地。文襄家书，诋淮军等于捻匪。读者殊以为已甚，不知二公时宣于口，较之笔诸书者为更甚，而觌面之辞则其尤也。盖文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不免有许多勉强之处。至于道之大原，则一也。 虚报战功，为随营刀笔之惯技，匪特不肖者为然也，虽贤者亦有不免焉。《李文忠集》中奏议、函稿、电稿之属，当时抄录，早自分类。所谓吴挚翁编者，特已然之迹耳，而事后删润之处，颇有端绪可寻。同治间邸抄，文忠疏称李秀成死者，一再而三，此岂小故也哉！当文忠未至苏时，曾文正置于乃弟忠襄军中一载，练习军事。嗣后文忠谓人曰：“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盖时时设备，乃湘淮立军基础，固异于文忠初办团练时，专以浪战为能也。及陈报军情，军中幕客令文忠秉笔，一挥而就。时主稿者为半通之学子，阅之不以为然，大加删改。文忠贵日，辄述及之，曰：“吾武事弗如也，而谓我握管行文，乃不若彼耶！”盖文忠之文，素有奇气，难免有铺张之处。不通文法者，或反以为近于虚报，致成笑柄耳。 道光末年，时南人冒北籍者多，得第之后，好为大言，訾北人之无学。某君得高第，辄云：“北人焉能至此，惟恃吾辈冒籍者为之增光耳。”北人憾之，相约中式之后，不为出结会试。潘中丞应道光庚戌科会试，文已入选，因词气勃发，为房官某所指摘，疑非冀土人士手笔，乃黜。中丞自是愤不应考。次年，先文庄纳粟入监读书，登辛亥科北闱乡榜，嗣参张文毅公幕于徽州，粤匪事起，以道途阻隔，屡误会试之期而不往，至庚申始成进士。时中丞方领乡团与贼战，闻之不觉泪下。当时重科举，学者于进身之阶，犹知慎之如此。 湖口高碧湄大令心夔，先文庄庚申会榜同年生，久馆故尚书肃顺家，待之厚。庚申殿试，肃顺方握大权，素爱才，以大令为国士，必欲得为状元。试前密询之曰：“子书素捷，何时可毕？”大令曰：“申酉间其可。”至日，属托监试王大臣，于五句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列榜末，大令可必得第一。然事出意料之外，未满卷者多至百馀人，概置三甲，大令竟在其中；而仁和钟雨人学士素不以书名，竟擢一甲第一名。大令先以己未会试中式，复试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至是朝考，又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王湘绮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说者以为有时运焉。 先文庄不重楷法，会试中式以后，前辈见其卷楷匀整，辄许曰：“可望二甲。”故事，殿试前十名，原卷进呈御览，传胪之日，必亲往听命，或幸而移前，不然，以违例论，亦置三甲末。剧中言：有阴德者，始或屈辱，已得第而犹未觉，忽闻报到，举室生辉，故作惊人之笔以为快。然其次第，辄言皇榜第八名，以一甲第一至二甲第七之前十名，不能迨后始知也。演剧虽戏事，编者点缀成真，苟出乎例外，则近于儿戏，无人信之矣。庚申胪唱之日，因文庄自揣不在前列，偕友出游西山。归而往询，正二甲第八，仅差一间，免至三甲末，亦云幸矣。 胜保颇有战绩，然拥兵养寇，为自固之计，与汉唐季世将帅同一恶习。幸当中兴之世，湘淮子弟材勇辈出，又皆儒臣统兵，为之表率。益形末路旗营之劣，而无以逞其奸，遂为士夫所不齿。尤其罪状昭著者，业经逮问治罪之时，仍以疏请垂帘，自居拥戴之功，胆敢上章自诉，为尝试之计。给事中赵树吉请速诛之。御史吴台寿，乃其党也，为之申辩甚力。御史刘其年旋劾台寿欺罔，并及其兄山东候补道吴台朗夤缘肆恶。同治二年四月，俱奉旨褫职，军政为之一肃。刘侍御疏，为南皮张文襄少年手笔。是岁文襄举进士，廷试第三名，始露头角。 湘淮军外，豫尚有宋忠勤之毅军、张勤果之嵩武军，皖则自郐以下矣。英果敏部下，如史绳之中丞、程从周军门、牛师韩总镇，皆著称于时，论其功绩，尚在若有若无之间。军营习气，贼去则虚报战事。果敏所当者捻匪，行踪飘忽无定，其击走与自走本五分别。幸未逢劲敌，得以功名终，亦云幸矣。 英果敏任合肥县时，倚乡绅解某，浑名解五狗子者治官团，同时，李采臣方伯率西乡诸圩治民团，实为淮军之先导。官民分两党，各不相下。李部健将，其后有铭、盛、树、鼎四军，隶李文忠公麾下，同时乡曲悉被引用。解部因有宿怨，患不相容，故莫之从。洎先文庄出为将，始招至军。其著者曰解先措、曰解向华，皆战死；曰黄桂荣，以伤废；曰吴武壮，仕至广东提督；曰王占魁，仕至广东高州镇总兵；曰叶志超，仕至直隶提督。功业盛衰，则有幸有不幸焉。 张靖达与弟勇烈居于乡，粤寇过境，乡人咸筑圩练兵自卫。寇众大至，悉众入堡，以死坚守。贼不能久留于小邑，往往为所拒退。寇去追杀，每获辎重、俘殿兵，以论功邀赏，有名于时。同时有周刚敏、武壮昆仲及刘壮肃之圩相近，守望相助。潘琴轩中丞为赘婿于青阳司巡检署，随至庐州府，行无所归，因从李采臣方伯办民团，所谓吃大锅饭者也。 淮军自团勇起，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叶曙青军门时为解家将，每战勇冠其曹。一日途遇一女，羡甚。解慰之曰：“汝战若再捷，吾为汝致此。”乃夺而与之。既而知女与张靖达昆仲为中表妹，公然不惧，惟不通往来而已。军门既通显，复为姻娅如初。 援苏之师，早有动议。是时镇江、上海两处，一省中较为完善之区，未决何途之从，主将人选，亦不能定。先是益阳胡文忠为曾文正谋曰：“用李氏兄弟中一人为两淮运使，以揽盐利。”益阳意中，犹惑于冯子材之言，重在镇江也。及李文忠虹桥之捷，文正闻之，喜可知也。复文忠书曰：“昔见君行楷，以为必贵；胡文忠以许负相人法，亦谓‘君必贵’。今果然。” 程忠烈初陷寇中，自拔来归，妻子皆为寇杀，京戏中铁公鸡隐指是事，而以张忠愍当之。忠烈反正之后，战功虽著，当是时，湘军之锋甚锐，鸡犬皆有升天之望，客籍混入其中，颇难出人头地。适李文忠率淮军东下，求将才于文正，忠烈为桐城籍，乃以其军隶焉，且勖之曰：“江南人爱降将张国梁不置，汝往，又一张国梁也。”湘潭郭武壮为忠襄爱将，以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长，颇有谤言。李文忠常戏曰：“某与某争功欤，抑争风也？”旋请于文正，以之自随。华阳杨忠勤，不得志于霆军。鲍忠壮与李文忠，同以羁旅在湘军，互相引重，交谊颇笃，援苏军起，荐忠勤往。文正又以亲军二营佐之，当时所谓赠嫁之资者是也。其后程军独树一帜，郭、杨二将，先从文忠介弟季荃观察为裨将，既而与淮将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相统属。论者常哂之曰：“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之翼，于是乎飞矣。”湘淮蝉蜕之形始此。 泗泾之役，寇众倍蓰于我，程忠烈之军困于中，敌围之数重。未几，援军四面大至，内外夹击，大捷。四江口之役，情形相似，惟程忠烈自外入为稍异。两役士卒曾陷于围中者，厥数无多，其所以能支持许久，以待救兵者，未始非郑国魁之功。国魁故为枭，苏枭皆庐州籍，是时多从寇，与之相习，本无决斗之志。寇将渺视我军之微薄，可不劳而获，督战亦不力。古人所云“一可以敌十，十可以敌百，百可以敌千，千可以敌万者”，胥有所以然之故，非尽一与一相当，不两立之情也。 李文忠与先文庄旧为师弟，文忠奏调至军疏曰：“刘某沈毅明决，器识宏深，与臣为道义交，十有馀年，深知结实可靠。该员去冬由安庆经过，督臣曾国藩一见，大加器许，谓为‘皖北人才’。臣今统军来苏，曾国藩允为奏调臣营，学练军事，昨又函催臣自行奏请。可否饬赴臣营，酌量委任。”上许之。观此可见平素之好。然观文庄在淮军，与文忠意见殊不能相惬，曾、左二公，反时露招致之意。江浙肃清后，文正拟令统老湘营；东捻平后，文襄拟奏保为晋抚：皆辞勿就。文庄常曰：“老湘军已成之局，晋省偏西之地，是时无重要军事，不能舍易取难云。” 淮军与寇先战于上海，三战皆大捷，威声甚振，进规苏州。程忠烈率开字营，向昆山一路。李季荃观察率大军，与周氏昆仲盛字营，向太仓一路。铭、鼎、树三军人数无多，驻浦东，防浙寇，备后路。先文庄募军征浙西，方集兵力，未任战事。是冬，常熟寇将骆国忠、国、孝兄弟，皖籍也，以常熟、福山降。李秀成集江、浙两省寇众，围攻常熟不下，别遣兵自江阴，复陷福山，绝其通水之路。文忠以常胜军配先文庄，载以轮船三艘，溯江往援。当是时，华尔已去，戈登未来，统带未得其人，叫嚣不听令，岁终中道而还，文忠患之。适潘琴轩中丞及刘壮肃、张勇烈三人至沪贺新岁，文忠令各分兵千人趣救，使黄武靖率淮阳水师翼之以前进，文庄仍护之行。登陆集众，议攻取。壮肃曰：“贼脆弱不经战，直前搏击，擒捕鼠辈耳。”中丞曰：“取福山守兵易，御常熟援寇难，不若翻墙子之为便。”“翻墙子”者，先筑一垒守之，再前筑一垒，移后垒之兵于前，更调兵守后垒，如是者回环不已，直向敌垒而进，立于不败之地，古所云“步步为营”者是也。壮肃曰：“吾当援寇。”中丞曰：“公战不胜，吾属危矣。”壮肃曰：“吾不克援寇，而能归见公耶！”乃战。常熟援寇果大至，壮肃败退，寇出鼎、树两军后，沿堤漫野而来。两军屡经大敌，虽腹背受攻，殊不惧怯。勇烈奋身出战，肘中流矢，督兵益力御。文庄自与潘中丞并马，率健儿数十骑，由敌兵密集处冲出。方离敌营，中丞一僮坠马大呼。中丞略驻马足回顾，叱曰：“上马！”乃挟之还。遇壮肃于途，作蹲地喘息状。文庄哂曰：“省三胡不打？”壮肃曰：“打一个鸟。”此合肥土语也。鼎树两军，皆自围中拔出，故死伤独夥。寇多相识，亦调自浦东防地，与官兵遇，辄唾曰：“奈何复遇于此？”未几，戈登率炮队至，轰福山城，倾一角，寇惊惧遁。我师追之至谢家桥，福山、常熟相距四十里，此其中道也。寇忽筑营墙，我军略顿，亦自为垒。夜使人探，则墙仅一面，作新月式，为掩蔽逃归之用，寇已尽走。探至常熟止，则数万之众一时皆走。寇众征自江、浙各地，时左文襄在浙连克各城，寇不得不还自救。观此，乃知曾文正督办四省军务，以左文襄援浙，李文忠援苏，沈文肃抚赣，同时并举，使寇首尾不能相应，乃善策也。是役诸将同里，皆能同仇，师克在和，故能以少击众而获成功。 张勇烈以勇著，靖达善谋，相得益彰。当团练时，常随官军追寇于太湖，寇忽反攻，为所乘，勇烈大呼曰：“吾兄若弟，吾辈将束手就缚乎！从吾者来。”乃驰入寇军，决死以斗，寇走避，乃反败为胜。福山之役，刘壮肃以断寇援兵自任，既而不能，我军半陷围中，勇烈大呼如前，未几，中流弹。是时，先文庄尽护诸军而行，文忠奏报中，皆言“据编修刘某函称。当仓卒之中。漏未之及，勇烈终身以为憾云”。 李季荃观察军至太仓，寇将蔡元隆降，居间者为吾乡黄某。元隆要索另编成军，给都守、千把等职，且切询事上之道。黄某以“拜门”劝，元隆曰：“‘拜门’奈何？”黄某曰：“汝有物则献之，汝有财则与之。”元隆曰：“如是焉尔？”黄某曰：“诺。”次日，官军以赏赉之冠服往，使黄某赍至寇营。见甲寇戏以顶戴强加于乙寇之首，乙寇弃之于地。会丙寇经过，观之，又掇起，欲试诸丁寇，丁寇逃走不受，其馀之寇竞取冠服，互相戏谑，略无诚意。黄某贪利忘害，自鸣得意，归弗以告。至受降日，观察整队出迎。至一箭之远，闻敌队中有人遥谓之曰：“但患汝逃耳。”始知其异，而敌已杀至，措手不及，大败奔还。寇自后尾追，士卒死者七八。观察左右之童子军，皆幼弱未成年，从不给饷，是役死伤略尽，器物遗失无算。文忠闻报，调开字营军往援，令先文庄监战。文庄驰抵太仓，程忠烈甫至，促之进击。忠烈曰：“李观察已不能军，我队伍未齐集，不敷分布，且宜有待。”文庄曰：“李观察虽失利，自将弁以下，耻为贼所卖，急于一试，足当一路，愿公勿疑。”忠烈许之。翌日攻城，寇甫接战即遁，遂克太仓。先是，程忠烈致李文忠书，言李观察军死亡四五千人，文忠见文庄而问焉。文庄笑曰：“殆有千百。”文忠调侃其弟曰：“或言四五千，或言千百，是大败也，不可讳饰。”观察退谓文庄曰：“吾未向公乞烧埋银两，何诬至此？”文庄曰：“如其为诬，则言四五千者，大诬也；言千百者，小诬也。吾今小巫见大巫矣。”吾家与李氏世有交谊，文庄与观察，少同学于李封翁。一日，观察袭抄旧文，为封翁所知，呼之前，至，将扑责之，文庄亦随至而为之请，会封翁有客来，乃免之。观察与文庄夙相好，戏狎无忌，故问答如此。 太仓捷书至，文忠读之喜，谓文庄曰：“杀寇数万人，可以偿吾将士之命矣。”文庄未答。文忠复问之，文庄曰：“吾方思所见，吾于南门坡下见一寇逃未出，死于途。他无所知，不敢诳报。”文忠笑置之。盖军营报告本不足凭，败后铺张胜事，为免罪图功之计，尤为惯技，亦文忠所明知也。其后湖州之役，文庄身当前敌，不肯轻战。俟后路军队布置齐备，无隙可乘，始进兵攻城。寇先弃城遁，李质堂提军尤之曰：“公若早发一炮，即可报捷。”于此，可见当时习气。 八降王既诛，寇党惊扰，与官军混战。奈渠魁已死，如蛇无首不行，乃应手而灭。士卒乘势劫掠，满城大乱。文忠呼程忠烈字责之曰：“方忠，汝自谓纪律佳，今若何？”忠烈骑马出门，游行街市，欲以定众。遇其部下营官，行于桥上，左右手各携一妇。忠烈愧极，下马凭桥栏呼曰：“吾投水死矣。”营官急挽之，且长跪谢罪，乃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