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子藏 / 杂论-270部 /

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此显然者也。光绪末年，与一德人谈，则谓：通商系两利，比之于水，水未有不平；所谓盈绌者，必有所救济，不能执一而论也。我德国输出，即绌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无银矿，市上银洋流行，从何处得来？乃证以《海关贸易册》：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为最旺之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此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降，均入超于出，其甚者将及一万万。当时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确有所据。今则超入之数，竟有七与一之比例，则水之不平甚矣。其崩决之势，不大可惧哉！ 田赋按则定税，本有标准，乃日久弊生。有清入关，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余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错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欠互异，不平已甚。县中册报岂能捏饰？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余外任廿余年，每到一县，必与县宰闲谈，问其所辖田地，每亩若干弓，完粮多少。皆猝不能对；即对，亦言人人殊。迨饬吏开单，有数十亩一户，有一亩不止一户者，且亩不一则，则不一粮，一篇细账，不糊涂而亦糊涂矣。此吾亲历之事。苏、赣钱粮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知其要矣；但望无徒托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赋之外，常税而已；今则无税不增，而田赋转成为少数矣。古者理财，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矣。财政部计算表勉符预算，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财政部专管收支，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尚无帐可算。锱铢所入，何一不取之于民？语云：“暂累吾民”。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财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与官俱不能遽裁，则政费之浮滥者，独不可减乎？然所减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说，官场所浪费者，仍有利于工商之民，正可以资挹注。此说乡人自乡来者，言之历历，尚非持之无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财政者竞言无办法，诚哉其无办法，然环顾外国，亦何尝有办法也。支出无艺，国债日增，其病皆中于军备也。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冀欲于商务补苴。既曰会议，则必各得其平，非专顾一国也。此议何时可成，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各谋苟全而已，勿徒骋高论，而自欺欺人也。 米为民食所资，宜流通也。自禁米出口之说起，而百弊生焉。余初次到赣，在建昌时，米价贵过二千，绅士以米谷出境太多，须厉禁，以恤平民，余许之。旋有谢、梅两老绅士，来言此禁宜弛，否则恐米价更贵。余召请禁之绅士诘之，乃对曰：“谢、梅两富绅米多，利得厚价，所言全是私意。”余亦颇信之。越数日，米价果更贵，且河下因拦米闹事者亦多。查知禁米之令一出，刁生劣监即率人在河下拦米船，得钱仍放行，有健者不肯出钱，即互相斗讼；且索钱不止一处。米价遂因而加贵。后乃知请禁之绅士，即缘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此江西一郡之事也。旋守苏州，省会之地，密迩上海。上海有一秘密公司，实一大米蠹也，有一般人联洋人买办为之。闻其赀本数百万，春间放债与农民，秋成收米，故全省之米大半尽入此公司之手。米价涨落，归其操纵，有时创为禁米出洋之说，或又弛禁，皆为该公司所利用，官为傀儡而已。盛杏荪未为尚书时，告余曰：“中国尚食西贡洋米，那复有米出洋？”一语可以道破。彼纷纷者，殆别有作用欤，盖暗指此公司言也。有一日，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扬言非涨至十二元不止。余以此弊全在上海，乃往上海与绅商筹平价之法，告之曰：“我在建昌时，米价过二千，即闹饥荒。相隔不过六七年，何至世变如此之速！苏州产米之区，且今年又非荒歉，米贵更无理由。我有一主意，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过十元，如不遵令，苟地方抢米店，我官场不负责任。哧诈之言，我总不听！”嗣后价亦渐平，殆该公司知我已烛其奸也。此苏州一郡之事，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改革后到江西省城，虽无上海之大米蠹，而米商买卖之大，亦为人所注目。江西产米有余，只临川一县，年可余一百万石，势非出口不可。议会复开，乃当日刁劣拦河之故态复萌，怂恿由会建议禁米出口，官场无可辩论。后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便复议弛禁。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一次弛禁。其后军事迭兴，金加重，上海价低，出口无利可图，虽不禁而亦不出，与禁不禁毫无关涉也，此江西一省之事，又非徒一省之事也。总之，米谷如水之流，全国可通。价之贵贱，非有特别事故，不能过于轻重，禁令只助涨价之弊，绝无平价之效。此余外任多年，真知灼见，可以断言者。然后知剖斗折衡之说，庄子亦一大政治家也。 苏秦之客于秦，米贵如玉，薪贵如桂，谒者可恶如鬼，秦王难见如帝。后见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诉其作客之苦，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厥后治乱相乘，物价之低昂，人民之苦乐，不知经数百变，无可殚述。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此其大较也；北人兼食杂粮，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时不预家务，但闻米一石二三千。光绪三年到京，米一包二两四钱，折合一石，则为三两余。光绪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过二千，边县则只千二百文。乃调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粤边，米石八元，多者十元，与内地价几逾倍。光绪季年到苏州，产米之区，价亦七八元，间有至十元。甲寅到赣，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壬戌到沪，则米十元以外，间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价之高低，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其都市之处，皆操纵于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税滋弊，皆由米商消纳之而入于米价。是米价定于商，不定于农也。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 矿产布天下，所谓地不爱宝也。然开之，或得或不得，即或得之，或衰或旺，或始旺而终衰，或始衰而忽大旺。此变化不测，殆有天为之主宰，而矿师之明昧，特为天所驱使耳。中国年前，山西煤矿中外喧传，谓可采至千年不竭也。随声附和，哄动一时，某巨公乃与外人合赀，开采煤油矿。不二年，各亏巨本而罢。当初如何合赀及亏本后如何分任？事属既往，不必深求，然山西矿名一败涂地矣。即汉冶萍煤矿，何尝不亏本，特以供给日本，取用未即废耳。他如漠河金矿、€南铜矿之类，其衰旺情形，互有不同。大概不过养活一时矿工而已。若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者，百无一二，其失败者亦不少。无他，天生田以养农，生矿以养工；田之利薄，故使之长享其利，矿之利厚，故特为之限制。其实酌盈剂虚，工之利又未尝不薄也。天道恶盈，冥思之，适见造化之妙而已。 《易》曰：“明慎用刑。”历代虽除肉刑而未净绝。民国新刑律，改大辟为枪毙，即笞刑亦废，可谓法网宏开矣。虽所定刑章，间与国情格，然苟折狱惟良，尽可徐图补救。惟滞狱贻累，已足上于天和，所当深戒也。 民国法律，视前代为宽。然历代法律，虽不免有苛细之处，前清法律亦未尝不然，而臬司及州县衙门，必竖一牌坊，书“天理国法人情”六字于其上，谓必合天理人情，而后成为国法也。语云：“立法严，行法恕。”又曰：“行法须得法外意。”古人之言深远哉。 狱讼之兴，不外酒色财气四字。民之求理于官者以此，官之取信于民者亦以此。而不知四字之中，以气为主，而色亦大有关系。淫为万恶之首，谚曰“色胆包天”。余外任二十余年，乃知所有命案，多系因奸而起，谋财害命却居少数，谚所谓“十命九奸”是也。其盗案亦有因奸起者，定狱时则从其重者处之，而不以奸情牵混也。赌可倾家。无家可倾，非出于窃不可，窃案所以多赌徒也。盗案亦有因赌者，小赌则窃，大赌则盗，定狱者亦从其重者处之，不以犯赌牵混也。至于饮酒亦有滋事者，然止于斗殴而已，其涉于命者，亦误杀斗杀而已，非重大命案可比；且饮之费究不如赌，亦不至遽流为巨盗也。此亦民情之大可见也。 户婚田土之案，从前归于钱谷，今则曰民事诉讼，皆为钱而已。金钱万恶，争钱必争气，讼案所以易涉货贿也。钱谷幕友，操守每逊于刑名，官场轻视钱幕，亦即为此，然而贪吏喜之矣。吏虽不贪，而有藉之为傀儡，于中取利，而吏亦不免贪名。是则贪吏之所喜，亦即廉吏之所惧也。故《牧令全书》谓：“钱谷之案不能轻断，断则必翻，不如诿之公亲调处，而翻者却少。”此即《易》象所谓君子以明慎用刑，无敢折狱之说也。 潍侄既到彭泽任，恶民情之刁，讦告之不易防也，来书问补救之法。余告之曰：“汝自命法政家，能断案耳。殊不知词讼一判曲直，便有一德一怨。汝断百案，便有百个怨家，怨家哪肯说汝好话。吾此言非教汝不断案也。真正刑事之案，却宜迅速断结，如果处当其罪，而又出以哀矜，则民亦何怨！所最宜慎者，民事之案耳。户婚田土，头绪纷繁，情伪百出，人各绘一图，各持一据，目迷五色，从何处说起！是非使之调处不可。《牧令书》曰：‘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此调人之职，所以为世重也。”《牧令书》虽多门面语，不必尽合事实，然此数语却可诵。调处不了者，官岂能不断？但少断案，总少怨家也。吾生平听讼颇不让人，今为此言，岂尽滑稽哉！ 乱世官威易行，平世官威转损。官之威，亦恃力为之助耳。乱世官以武助力，虽甚贪暴，民纵智，不能与武抗也。平世官以法助力，民之智，正可缘法生奸。吾平日不喜谈禁令者，即是此意。语云：“下民易虐。”此亦指良懦者言耳。然民即良懦，而其旁有不良懦者，指而导之，亦何曾易虐哉！盖民之智多，不特廉吏难为，即贪吏亦何曾易为？不特循吏难为，即酷吏亦何曾易为？古之称廉吏、循吏者，临行卧辙留衣，旋而立祠立传，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纵其间，而运用其智乎？ 《书》曰：“民可近，不可下”，《诗》曰：“顾畏民{品石}”，从古民气固不可侮也。自政衰官横，士之黠者，挟民气之说与官抗，而官败矣。官不甘于败也，乃挟兵而与民抗，而民败矣。民又不甘于败也，挟匪而与兵抗，而兵又败矣。兵亦不甘于败也，通匪而与民抗，则民更大败而特败矣。其实官也、士也、兵也、匪也，其始皆民也。民之黠者究少数，不黠者究多数，相持日久而无以了局，黠者悔矣，不黠者亦悟矣。其始之抗也，势胜而理诎；其悔而悟也，理胜而势诎，理胜势诎，天下太平矣。此亦古今治乱之机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以政则不能无禁令，禁令愈严，而缘法作奸者，滋弊必愈甚，此以政不如以德之善也。余外任廿四年，除禁烟及禁假命案外，绝不悬一禁令。明知佐贰杂职，皆藉例以收陋规，余只考察僚属，不使滥索，绝不容缘法者得以售其奸。此意稍明治体者亦多知之，非谓余有特识也。即以余所禁二端而论，禁假命案只在官能廉明，权自不至旁落；禁烟则以国际关系，不得不锐意行之。然不料继吾后者，破坏灭裂，一至于是也。 中外交涉，译署总其成，而教案则地方官之责也。教民播恶，鱼肉平民，余守赣九年，适丁其厄。百计镇压，终未得当，抱疚在心。嗣义和团起义，仇教号召，不无卤莽。外人以杀使辱国，藉保教为名，联军入京，索赔巨款，协定苛约，而始退兵。因是而教<舀炎>愈张，民怨愈甚，不数年，遂有南昌之变。南昌之案，外人实无戕官之事，兵舰一到，自满所欲而去。然外人从此亦大有觉悟，知教民之不可袒也，乃隐将教权裁削，禁教士不得干预讼事，而数十年之教祸息，而民脱水火矣。然外人初无明文宣布也，余到苏州时，见教士之不入公门，后始讠ぁ知其故，此诚中国教祸起灭之大转机也。 中国外患内忧相迫而至。然环顾海邦，仍各有岌岌自危之势，甚矣纷乱之已造其极也。此何故哉？天祸中国，天不止祸中国也，环球生计均感穷蹙，相逼而成也。试问今日何国之民得安居乐业者，恐未易言。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有国者所当上下觉悟，而谋所以转祸为福也。一国一党之争，皆局部之事，无关于大本也。 邵尧夫闻杜鹃，有南人作相之惧；宋高宗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何所归”之愤言。中国人本有南北之意见也，当国者持同轨同文之旨，极力维持，苦心消弭，不得谓毫无政策。明清两朝，各得延祚二三百年者，以割据偏安之祸根斩除殆尽也。清季议立宪，又有联邦自治之说；旋以南北争持，又有南北分治之语。不知联邦自治，是须邦邦备兵也；南北分治，是须南北各备兵也。近世殚一岁之所入以养兵，犹且不给，况又分之乎？北方地广民贫，南方地狭产富，以南济北，相安已久。且川之济滇黔，粤之济桂，浙之济闽，所谓受协省份者，南之中又相济焉，此理财之关系也。袒护同乡，悬为厉禁，本地人作本地官，亦悬为厉禁，故人才相资，四海皆为兄弟，无相猜忌。今曰自治，是此省之人，不能治彼省，甚至此郡此县，不能治彼郡彼县，是一郡一县之外，不相来往也。中国一千九百县，是分为一千九百国矣。外人不来瓜分，自己先瓜分矣！且一县为一国，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国，皆敌国也。敌国相侵，乱岂有定乎？此又用人之关系也。然则中国不统一，其可能乎！今国难急矣，慎勿再搬演名词，徒乱人意也。 《诗》曰：“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言天终有定时，终有胜人之时，且环球并无二天，天管中国，即环球各国无不管也。譬如天道恶盈，今日各国机器发达极矣，而天以工商恐慌警之，即天之恶盈也。天道福善祸淫，中国军阀当日狂嫖烂赌，而天以屡次覆败警之，京官当日亦狂嫖烂赌，而天以变作灾官警之，即天之祸淫也。天之阴骘下民，其舒惨迟速之数，固有示人不测者。莫谓天网不漏之说之不足信也。 党派纷争，政局不定，无他，政不在养民而已。然昔之养民也易，今之养民也难；昔之养民也省，今之养民也费。何以谓之费？今日之势，非裁兵不可。未裁之兵当养，已裁之兵亦当养，且未为兵之人，尤不能不养，则养之费岂能堪哉！舍之不养，则战祸复起，广取民财以养之，则流寇亦必起。为今之计，非大借外国之财，大举建设不可。大举建设，则无论旧人新人，皆有所安置，而小民亦得以沾其利，岂不皆大欢喜乎！且痛减赋税，以旧日正供为度，专办旧日之政。如此，则政不繁，赋不重，物价大贱，而民不胜其乐矣，岂非一举而数善备哉。然欲借外人之款，必先量外人之力，欲量外人之力，必由大局之定而生。然则大局岂能长不定乎？外国亦不能不同负此责也。 华侨散处各地甚多，而能拥赀成业者，究以南洋为盛，而发达亦最先。从前寄款回国，络绎不绝，今则外国工商恐慌，同受影响。能举华侨之产，而救祖国之贫，杯水车薪，亦属无济。然人数究众且多，不忘祖国；其致力于实业，经验亦富，国家如果善为招徕，则源源归国，于国力亦不无小补也。 入其疆，土地辟，田地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庆，赏也。让，责也。此古者天子巡狩诸侯之制也。今观列国，其田野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者无论矣。乃有地无旷土，野无游民，而且市肆繁盛，日用优美，其国事则谋之元老，庶政则合之群策，不失养老尊贤之意，乃观其国中，人心不定，仍岌然若不可终日者。此何故哉？盖霸者欢虞之民，日久不能相安无事也。然不能相安，又何能终于不安哉？识者有以知其不然矣。 列强备战，战机逼矣。子独言不能战，何也？曰：“各国皆穷也。”“穷何以犹备战？”曰：“半以备国防，半以空言威胁，而欲以柔道制胜也。”曰：“此策不行奈何？”曰：“逼而再一战，亦暂时事耳。且战之胜负，亦无把握。”“绿气炮极猛烈，不恤人言，非不可以借一乎？”曰：“如用绿气炮，则人类必绝，乾坤毁矣，天固不许也。”“然则专用飞艇乎？飞艇价省而效速，横空飞翔，多多益善，不可以一逞乎？”“然一利器之出，科学家必另制一器以破之。闻近来甲年所造之艇，乙年即不能用。前途危险，正未可知。当日奇肱国作飞车矣，飞车与飞艇同，飞车果可利用，可以至今不传耶？战胜本侥幸之事，况胜一无所利，败则必至亡国，恐列强必不为也。” 韩非子说十过，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道也。”不量力而徒恃外国之助，国必至于削，此固然也。而按之近日时势，却不尽然。欧洲多小国，而间于大国，却赖各国联盟，得以均势，而免于削。惟国小必弱，即有礼于大国，如非均势联盟，岂能免于侵侮！则谏臣之审时度势，固不宜轻发议论，而使臣之御侮折冲，又岂可不慎重其选哉！ ●卷四 余生于咸丰五年，正值大乱。至十二岁而各省肃清，廿三岁到京时，完全一升乎景象。《传》云“十年生聚”，其期固不爽也。今日各省民生涂炭，不亚于咸同之时，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 《孟子》言：一治一乱。易卦于剥之后，继之以复。今固乱时也，乱必有治；此固剥时也，剥必有复。古人有见于此，著经世之书，以待将来，不以世乱妄自菲薄，徒忧伤憔悴以终。语云：“天下自乱，吾心自太平。”诚非无所见而云然也。 局外说闲话，天下无难事；事后说闲话，古今无完人。此四语，吾幼时闻之父执杨陶径学博森藩所言也。其人皓首庞眉，丰采焕发，议论风生。常到我家，所谈皆足以动听，惟此四语余牢记在心，至今不能忘。后生小子动辄开口骂人，亦自成其夭相而已。 孙夏峰云：“勿系恋既往，勿悠忽现在，勿希冀将来。”此三语吾屡屡举以告人。看似甚浅，然苟能力行此语，则不知心地要何等干净。吾老矣，从前所做之官，与所用之钱，绝不介介，即所谓勿系恋既往也。目前只守勤俭二字，应做事必做，应读书必读，即所谓勿悠忽现在也。至于后来之功名富贵四字，绝不一著梦想，即所谓勿希冀将来也。人以我之顽健，谓为善于养生，其实皆得力于此三语也。 名不可以太盛，盛则易惹是非；权不可以太重，重则易丛恩怨。周孔之圣尚且不免，况其下者乎？今而知巢、许之清高，老、庄之冲逸，亦自有千古也。 孔子之美柳下惠也，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此外不著一字。所谓欲求其遗议，则亦无形，诸叹赏，则已赘也。若论孔文子之不耻下问，许之为文，称其一节也。论臧文仲之居蔡，明其非，知不宥其一眚也。圣人臧否人物，且有权衡。今之论古来人物者，震其功名，便极意揄扬，不留遗议；而于其薄眚微瑕，不惮曲笔而为之讳。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谓建功立业之人，无一非循规蹈矩，是曲避吹毛之嫌，转失纪事之实，何以昭示后人哉？夫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律己之严，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察言之知也。而于论世知人之旨，固有间也。 香山诗曰：“胸中无细故。”放翁诗曰：“不思明日事。”此语看似平易，细按之，即主静之学也。人到老而闲退，则目前之事，何一非细故？即非闲退，而浮生若梦，一生之功名富贵，又何一非细故哉？明日之事，今日岂能预定，思之何益？苟知此意，即此是学也。 王亻禹翁曰：“上山则惫，下山则快，以下山之快，偿上山之惫，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则热，浴水则凉，以浴水之凉，解曝日之热，不如就阴之爽也。”此平易之言，亦即以静镇躁之意也。 吕新吾曰：“嗟夫，吾辈日多而世益苦，吾辈日贵而民日穷，世何贵而有吾辈哉？”此才算是有责任之言。今人动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责。”试问比年以来，百姓日苦一日，日穷一日，果谁使之，孰令致之，试问何以自解？ 语云：“虽万不可却之情，求屡亦厌；虽万不可抗之势，逼极亦争。”又曰：“有情不可讨尽，有势不可用尽。”此等阅历有得之言，求之近今之人，似未有见得到说得出者，殊不慨也。 朱柏庐曰：“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盖人有祸患，本是自作之孽，然安知无冤抑之时，若幸灾乐祸，岂不有伤忠厚乎？况生当乱世，人之苟全性命者，殊非易事，其身遭不幸者，何可偻指？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悯人之穷也。 《大学》曰：“为国者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利须辅义而行也。今人亦云：“有权利，须有义务。”亦未尝惟利是图也。然利而曰权，是利所在，即权所在也。史迁曰：“贪夫殉财，夸者死权。”曰殉曰死，同一死路也，是权利直可作权害解也。人之争权夺利者，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 吕新吾曰：“且莫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在聚谈，曾几个说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终日哓哓剌剌，满口都是闲谈。吾辈试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间，可否如此度日？”此言诚是也。但今人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为藉口，逞臆而谈，祸人家国，卒之党派纷歧，闹成内乱不已。噫！人心世道之忧，是岂新吾所及料哉！ 西人谓孔子为大政治家。吾自外任后读《论语》，便与幼时意境大不相同。新吾《呻吟语》，非徒讲学也，其论治处尤为真切有味。陈文恭所著《从政遗规》，亦语语著实。吕、陈相距百数十年，其体悉民情，多若合符节，然即证诸《论语》所云，亦何尝不一一吻合。无他，同是中国人，古今固同此性质也。今日欧风东渐，国体更变，渭将来人心世道，必异于古之所云，则亦一种疑案也。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无才。”噫，此言缪矣。《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非用当其才不可，安得不以无才为患。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以无关轻重之事，择无足轻重之人为之，何至有乏才之虑。而不知无足轻重之中，亦必有所谓稍足轻重者，此其人亦非头脑稍清晰，事理稍明白者，不足以当之。所以临事用人，每有人待事、事待人之叹，殆非更事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 人生世上，闲忙两字而已。吕新吾云：“耐苦易，耐闲难。”吾今日觉闲中大有佳趣，无须耐矣。可见人只知有忙，不惯有闲也，不知忙字害事殊大。语曰：“无事忙。”曰：“忙中有错。”又前人诗句：“举世尽从忙里老。”又：“诸公衮衮登台省。”衮衮二字，写热官之忙尤为深刻，皆极言忙之无益有损也。吾作闲人久矣，每笑世人之忙，然不知不觉，仍有无事而忙者。稍忍须臾，往往事有变化，便觉忙之无用。老来随事体验，每有所得。程明道云：“闲来无事不从容。”吾今日亦觉从容之有佳趣也。或曰：“民生在勤。”不忙岂非不勤乎？不知勤与忙大有区别，有当为者不得不忙，忙适以得闲也；若司为可不为之事，无所不用其忙，事后思之，未有不悔其赘者也。 吕新吾言：“古人有五省之法。一曰省作书，免人厌于酬答。”余固以此说为然。而平日则又以“案无留牍，家无长物”八字自课。所谓牍者，非指官文书言也。在官之时，凡亲朋之问候，及有求于我者，无论贵贱贫富，皆无所不答。尝谓：人之问候我者，与我有情也，若不答，岂不绝情乎？人之有求于我者，必其情之迫，冀我有以慰其情也，我不能尽副所求，或安慰之，或婉谢之，均无不可。若不答之，岂不拂人情乎？退居之后，朋笺亦寥寥矣，凡有一纸之书，必量其人之平素、与其来意之诚否，如量应付。如其素心可托，谈老态，数往事，亦足以慰寂寞。且穷乏求我者，勉强应之，惠而不费，亦偶有无心插柳柳成阴之妙。若概以老嫩自诿，是适成一炎凉中人矣。 语云：“不妄花一文钱，便不必妄取一文。”意本以戒贪也，其实亦以救贫，且可以敦品也。语云：“饥寒生盗心。”官有廉俸，何至饥寒，若非随意挥霍，何至非所取而取哉？非所取而取，岂非盗乎？即非为官，凡强占人便宜，及借债不还，皆谓之非所有而取，皆盗也，皆妄用所致也。且“一文”二字，亦正不容忽过，一文可妄用，即千百万文亦可妄用。且更有一说，凡人今日所用之钱，明日试思之，有必要否，有悔否。若其必要，能勿悔乎？吾平日最恶守财虏，且极韪龚蔼人方伯财主财奴之言为漂亮，谓能用财则为主，徒守财直奴而已。今忽为此言，亦以国人太奢，势将溃决而成大乱，不能无惧也。 吕新吾曰：“余参政东藩，日与年友张督粮临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笔浓字大，临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笔举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笔一字，所费丝毫朱耳，积口积岁，省费不知几万倍。”充用朱之心，万事皆然，天下各衙门，积日积岁，省费又不知几万倍耳。心不侈然自放，足以养德；财不侈然浪费，足以养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弃而已。夫事有重于费者，过费不为奢；省有不废事者，过省不为吝。余在抚院日，不俭于纸，而戒示吏书，片纸皆使有用。比见富贵家子弟，用货财如泥沙，长余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弃于地，胸中无不忍一念，口中无可惜两字。或劝之，则曰：“所值几何？”余尝号之为沟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为大手段，不小家势。痛哉！余作课孙草，平日惜纸之事，取法于林文忠。其实幼读《呻吟语》，印在脑筋，故终身由之，初不觉其所以然也。 语云：“莠言乱政。”莠言非必邪说，即光明正大之言，不合国情，不应时势，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皆足以乱政也。泥《周礼》而酿祸变，岂非明鉴哉！ 余当官时，每欲提拔一人，临时辄无机会，不得已，而谢却之。易一时，恰有机会，而其人又他去，不得已，而以不甚当意之人充之。又尝极力荐一人，十分注意而总不得当。他日，于不甚著意之人，随便荐之，而转如响斯应。屡试不止一事为然。曾文正晚年笃信运气，吾亦不敢谓人力之可胜天也。俗谚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其殆天地无心成化之妙欤。 桑维翰言：“为宰相如著新鞋袜，外观甚好，自家甚不快活。”看似有责任之言。然宰相任大责重，身撄盘错，兢兢业业，自无快活可言。若太平宰相，忧盛危明，亦不能有侈然自放之一日。若说到外面排场，则浅之又浅也。 汉翟公，文帝时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可设雀罗。后复用，门庭又如市。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牛，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态炎凉本属常事，乃积忿于心，而又宣之于口，稍有学问者必不出此。乃史录其言，几欲脍炙人口，非誉其美也，只足表暴其褊耳。 放翁《野兴》诗曰：“旧俗不还谁复念，古书虽在渐难凭。”此二语自系伤时而发。然旧俗有好者，亦有坏者，譬如中国往时婚嫁之繁耗妇女、应酬之无谓，殊可不必追念。至若古书纪载事实，时代变迁，本属无凭，譬如《朔方备乘》及《瀛寰志略》等书，当时海禁未开，谈经济学者均奉为至宝，及今观之，则殊多漏耳。至于说理讲学之书，则天不变道亦不变，虽一时难凭，终久必有可凭之一日也。 陈仲举“大丈夫当廓清天下，一室安事扫除”之言，谈气节者多韪之。不知“廓清天下”，平治之事，“扫除一室”，不得谓之非修齐之事。略修齐而侈平治，宜其不善厥终也。宋儒曾议之。大抵汉儒尚气节，不免涉于躁；宋儒说义理，渐近于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