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儒藏 / 尚书-7部 /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 　　[疏]“所以”至“其义”。○正义曰：此论孔子正理群经已毕，总而结之，故为此言。《家语》及《史记》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国，自号始皇帝。焚《书》、《诗》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难，乃旦反。解音蟹。 　　[疏]“及秦”至“屋壁”。○正义曰：言孔子既定此书后，虽曰明白，反遭秦始皇灭除之。依《秦本纪》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为皇帝，不复立谥，以为初并天下，故号始皇。为灭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书”。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阳宫，丞相李斯奏请“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亲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制曰：“可。”是“焚书”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卢生求仙药不得，以为诽谤，诸生连相告引，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是“坑儒”也。又卫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於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者，《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鲤，字伯鱼。鱼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为魏相。慎生鲋，鲋为陈涉博士。鲋弟子襄，为惠帝博士，长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国，为武帝博士，临淮太守。《家语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书。”是安国祖藏之。 　 　　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校，户教反。《诗》笺云：“郑国谓学为校。”阐，尺善反，大也，明也。济，子礼反，郡名也。伏生，名胜。过，古卧反，后同。传，直专反，下“传之”同。“二十馀篇”即马、郑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汉室”至“得闻”。○正义曰：将言所藏之书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龙兴”者，以易龙能变化，故比之圣人。九五“飞龙在天”，犹圣人在天子之位，故谓之“龙兴”也。言“学校”者，校，学之一名也。故《郑诗序》云“子衿，刺学校废”，《左传》云“然明请毁乡校”是也。《汉书》云：“惠帝除挟书之律，立学兴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后儒者更众，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诗·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胜，为秦二世博士，《儒林传》云：“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已九十有馀，老不能行，於是诏太常，使掌故臣晁错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间。”是“年过九十”也。案《史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火起，流。汉定天下，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齐鲁之閒。”则伏生壁内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者，盖伏生初实壁内得之以教齐鲁，传教既久，诵文则熟，至其末年，因其习诵，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错往受之时，不执经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馀篇”者，意在伤亡，为少之文势。何者？以数法随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当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馀篇”，言“裁”亦意以为少之辞。又二十九篇自是计卷，若计篇则三十四，去《泰誓》犹有三十一。案《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则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於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也。但伏生虽无此一篇，而《书》传有八百诸侯俱至孟津，白鱼入舟之事，与《泰誓》事同，不知为伏生先为此说？不知为是《泰誓》出后。后人加增此语？案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汉》书皆云伏生传二十九篇，则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於后亦据而言之。《史记》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记》载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刘向之作《别录》，班固为《儒林传》，不分明，因同於《史记》。而刘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当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马融所云：“吾见书传多矣，凡诸所引，今之《泰誓》皆无此言，而古文皆有。”则古文为真，亦复何疑？但於先有张霸之徒伪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后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书》之例，以於时实有观兵之誓，但不录入《尚书》。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者，此文继在“伏生”之下，则言“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书》之名，名已先有，有则当云名之《尚书》。既言“以其上古之书”，今先云“以其”，则伏生意之所加，则知“尚”字乃伏 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则“尚”训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义得为通也。孔君既陈伏生此义，於下更无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说，故书此而论之。马融虽不见孔君此说，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是也。王肃曰：“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郑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二家以“尚”与“书”相将，则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书赞》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璿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郑玄溺於《书纬》之说，何有人言而须系之於天乎？且孔君亲见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何云孔子加也？王肃云“上所言，史所书”，则“尚”字与“书”俱有，无先后。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书者，以笔画记之辞，群书皆是，何知《书》要责史所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说密耳。云“上古”者亦无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则於汉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马融云：“有虞氏为《书》之初耳。”若易历三世，则伏牺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礼运》郑玄以先王食腥与易“上古结绳”同时，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其不相对，则无例耳。且太之与上为义不异，《礼》以唐虞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为然，是为不定则。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为上古耳。以《书》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诸引《书》直云“《书》曰”，若有配代而言，则曰“《夏书》”无言“《尚书》”者。 　 　　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共音恭，亦作龚，又作恭。共王，汉景帝之子，名馀。好，呼报反，下“好古”同。坏音怪，下同。《字林》作<褱攴>，云公坏反，毁也。传谓《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经谓之传。论如字，又音伦。科，苦禾反。科斗，虫名，虾蟆子。书形似之。 　　[疏]“至鲁”至“坏宅”。○正义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汉景帝之子名馀，封於鲁，为王，死谥曰共。存日以居於鲁，近孔子宅。好治宫室，故欲裒益，乃坏孔子旧宅，以增广其居。於所坏壁内得安国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是科斗文字。王虽得此书，犹坏不止。又升孔子庙堂，闻金锺石磬丝琴竹管之音，以惧其神异乃止，不复敢坏宅也。上言藏家书於屋壁，此亦屋壁内得书也，亦得及传《论语》、《孝经》等。不从约云“得《尚书》”，而烦文言“虞夏商周之书”者，以壁内所得，上有题目“虞夏商周书”，其序直云“书序”，皆无“尚”字，故其目录亦然，故不云“尚书”而言“虞夏商周之书”。安国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内所无，则书本无“尚”字明矣。凡书，非经则谓之传。言“及传《论语》、《孝经》”，正谓《论语》、《孝经》是传也。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太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也。以《论语》、《孝经》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所以异於先王之书也。上已云“坏孔子旧宅”，又云“乃不坏宅”者，初王意欲坏之，已坏其屋壁，闻八音之声，乃止，馀者不坏，明知已坏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坏宅”耳。 　 　　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於《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馀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隶音丽，谓用隶书写古文。二十五篇谓《虞书·大禹谟》，《夏书·五子之歌》、《胤征》，《商书·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周书·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合旧音閤，又如字，下同。皋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遥，本又作繇。盘，步干反，本又作般。复，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谓《虞书·汩作》、《九共》九篇、《膏饫》，《夏书·帝告》、《釐沃》、《汤征》、《汝鸠》、《汝方》，《商书·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周书·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时掌反。 　　[疏]“悉以”至“能者”。○正义曰：既云王不坏宅，以惧神灵，因还其书。已前所得，言“悉以书还孔氏”，则上“传《论语》、《孝经》”等皆还之，故言“悉”也。科斗书，古文也，所谓苍颉本体，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识，是古人所为，故名“古文”。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经秦不用，故云废已久矣，时人无能知识者。孔君以人无能知识之故，己欲传之，故以所闻伏生之书，比校起发，考论古文之义。考文而云“义”者，以上下事义推考其文，故云“义”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内定可知识者为隶古定。不言就伏生之书而云以其所闻者，明用伏生书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谓并伏生书外有可知，不徒伏生书内而已。言“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由此故谓孔君所传为古文也。古文者，苍颉旧体，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汉志》及许氏《说文》，书本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声，江河；四曰会意，武信；五曰转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长。此造字之本也。自苍颉以至今，字体虽变，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苍颉以至周宣，皆苍颉之体，未闻其异。宣王纪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号曰篆籀，惟篆与苍颉二体而已。卫恒曰：“苍颉造书，观於鸟迹，因而遂滋，则谓之字。字有六义，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代典籍，古文绝矣。”许慎《说文》言自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亡新居摄，以应制作，改定古文，使甄丰校定，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内书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由此而论，即秦罢古文而有八体，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书并八体，亦用书之六体以造其字。其亡新六书於秦八体，用其小篆、虫书、摹印、隶书，去其大篆、刻符、殳书、署书，而加以古文与奇字，其刻符及署书盖同摹印，殳书同於缪篆，大篆正古文之别，以慕古故乃用古文与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苍颉之体，故郑玄云：“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郑玄知者，若於周时秦世所有，至汉犹当识之，不得云无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内古文，是其证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体六书自大篆，与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绝”，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书古文与虫书本别，则虫书非科斗书也。郑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总指六书象科斗之形，不谓六书之内“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简写之”，明留其壁内之本也。顾氏云：“策长二尺四寸，简长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内古文篇题殊别，故知“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伏生之本亦壁内古文而合之者，盖以老而口授之时，因诵而连之，故殊耳。其《盘庚》本当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诰》以一时之事，连诵而同卷，当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误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盘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诰》凡五篇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加序一篇为五十九篇，云“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为四十六� �”者，谓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毕”，不更云卷数，明四十六卷故尔。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见安国明说，盖以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故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内有《太甲》、《盘庚》、《说命》、《泰誓》皆三篇共卷，减其八，又《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诰》、《酒诰》、《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则又减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减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诰》乃与《顾命》别卷，以别序故也。“其馀错乱摩灭”，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复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己用竹简写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后生可畏，或贤圣间出，故须藏之以待能整理读之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扌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於将来。○为，于伪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扌采，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畅，丑亮反。 　　[疏]“承诏”至“将来”。○正义曰：安国时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讫，当以闻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以注者多言曰“传”，“传”者，传通故也。以“传”名出自丘明。宾牟贾对孔子曰“史失其传”。又《丧服》儒者皆云子夏作传，是“传”名久矣。但大率秦汉之际，多名为“传”；於后儒者以其传多，或有改之别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当时之意耳。说者为例院“前汉称传，於后皆称注”，误矣。何者？马融、王肃亦称注名为“传”，传何有例乎？以圣道弘深，当须详悉，於是研核精审，覃静思虑以求其理，冀免乖违，既顾察经文，又取证於外，故须广博推考群经六籍，又捃拾采摭群书之言，以此文证造立训解，为之作传。明不率尔。虽复广证，亦不烦多，为传直约省文，令得申尽其义。明文要义通，不假烦多也。以此得申，故能遍布通畅《书》之旨意，是辞达而已，不求於烦。既义畅而文要，则观者晓悟，故云庶几有所补益於将来，读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几，冀也。《尔雅》有训。既云“经籍”，又称“群言”者，“经籍”，五经是也；“群言”，子史是也。以《书》与经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时有所须，故云“采摭”耳。案孔君此传辞旨不多，是“约文”也。要文无不解，是“申义”也。其义既申，故云敷畅其义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书》之为言多须诂训，而孔君为例，一训之后，重训者少，此亦约文也。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为，于伪反，又如字。见，贤遍反。冠，工乱反。巫蛊，汉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蛊败戾太子，故经籍道息焉。巫音无。蛊音古。贻，以之反。 　　[疏]“书序”至“隐也”。○正义曰：孔君既言己立传之意，又当斟酌所宜。而《书序》虽名为序，不是总陈书意泛论，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厕於正经，故谦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谦，须从利益而欲分之，从便云序，序所以当篇为作此书之意，则是当篇作意观序而昭然，意义显见。既义见由序，此序宜各与其本篇相从附近，不宜聚於一处。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见。序既分散，损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诏而作，作毕当以上奏闻知，但会值国家有巫蛊之事，好爱经籍之道灭息，假奏亦不能行用，为此之故，不复以此传奏闻。亦以既传成不得闻上，惟自传於己之子孙，以遗与后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后世必行，故云若后世有好爱古道、广博学问、志怀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与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传不隐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蛊”者，《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郑玄注云：“左道谓巫蛊之属。”以非正道，故谓之左道。以蛊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蛊。蛊者总名。《左传》云：“惑蛊其君。”则蛊者怪惑之名。指体则药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厌俗之为魅，令人蛊惑夭年伤性皆是也。依《汉书》，此时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术。由此奸人江充因而行诈，先於太子宫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宫有蛊气。”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为此，以江充故为陷己，因而杀之。而帝不知太子实心，谓江充言为实，即诏丞相刘屈氂发三辅兵讨之。太子看长安因与斗，不胜而出走，奔湖关自杀。此即巫蛊事也。言“不隐”者，不谓恐隐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惧其幽隐，人能行之使显，为不隐蔽耳。易曰：“谦谦君子。”仁者好谦，而孔君自作揄扬。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睹此言，知己传是深远，因而有所晓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谦也。亦犹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卷二 尧典第一 　卷二 尧典第一 　 　 　　○《释文》：“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见存。” 　　[疏]“古文尚书尧典第一”。○正义曰：检古本并石经，直言“《尧典》第一”，无“古文尚书”。以孔君从隶古，仍号“古文”，故后人因而题於此，以别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欧阳所传为今文故也。“尧典第一”，篇之名，当与众篇相次。“第”训为次也，於次第之内而处一，故曰“尧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备，因机成务，交代揖让，以垂无为，故为第一也。然《书》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为法，上取尧事，下终禅禹，以至舜终，皆为舜史所录。其尧、舜之典，多陈行事之状，其言寡矣，《禹贡》即全非君言，准之后代，不应入《书》，此其一体之异，以此禹之身事於禅后，无入《夏书》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辞，则古史所书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书草创，以义而录，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皋陶谟》二篇，谟也。《禹贡》一篇，贡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汤誓》、《牧誓》、《费誓》、《泰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伊训》一篇，训也。《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范》一篇，范也。此各随事而言。《益稷》亦谟也，因其人称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盘庚》亦诰也，故王肃云：“不言诰，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录其诰。”《高宗肜日》与训序连文，亦训辞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旅獒》戒王，亦训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无逸》戒王，亦训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於下，亦诰也。《君陈》、《君牙》与《毕命》之类，亦命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郑不同。孔以《汤誓》在《夏社》前，於百篇为第二十六；郑以为在《臣扈》后，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后，第四十；郑以为在《汤诰》后，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后，第八十三；郑以为在《费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后，第八十八；郑以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费誓》在《文侯之命》后，第九十九；郑以为在《吕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内篇次及序为文，郑依贾氏所奏《别录》为次，孔未入学官。以此不同，考论次第，孔义是也。 　 　　虞书 　　[疏]正义曰：《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非唐史所录，故谓之《虞书》也。郑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尧时”是也。案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此直言《虞书》，本无《夏书》之题也。案郑序以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贡》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为《夏书》之首”，则虞、夏别题也，以上为《虞书》则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汤征》、《汝鸠》、《汝方》於郑玄为《商书》，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为夏事，犹《西伯戡黎》，则《夏书》九篇，《商书》三十五篇，此与郑异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书》不废，犹《商书》乎？别文所引皆云“《虞书》曰”、“《夏书》曰”，无并言《虞夏书》者。又伏生虽有一《虞夏传》，以外亦有《虞传》、《夏传》，此其所以宜别也，此孔依虞、夏各别而存之。庄八年《左传》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僖二十四年《左传》引夏书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书》“赋纳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皆在《大禹谟》、《皋陶谟》。当云《虞书》而云《夏书》者，以事关禹，故引为《夏书》。若《洪范》以为《周书》，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陈而传引之，即曰《商书》也。案壁内所得，孔为传者凡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与郑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郑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於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孔则於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内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郑玄则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则郑注《书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艺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艺文志》又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伪书二十四篇也。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云此言，不见孔传也。刘歆作《三统历》，论武王伐纣，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师”，又引《武成》“越若来三月五日甲子，咸刘商王受”，并不与孔同，亦不见孔传也。后汉初贾逵《奏尚书疏》云“流为乌”，是与孔亦异也。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泰誓》，《泰誓》并无此文。”又云：“� �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服虔、杜预皆不见也。郑玄亦不见之，故注《书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乱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贡》引《胤征》云“厥匪玄黄，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宝》引《伊训》云“载孚在毫”，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读曰豪，谓是遒豪之长”，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见在而云亡，其《汩典》、《典宝》之等一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案伏生所传三十四篇者谓之今文，则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及后汉末蔡邕所勒石经是也。孔所传者，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所传是也。郑玄《书赞》云：“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欧阳氏失其本义，今疾此蔽冒，犹复疑惑未悛。”是郑意师祖孔学，传授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学，而贱夏侯、欧阳等；何意郑注《尚书》，亡逸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又刘歆、贾逵、马融之等并传孔学，云十六篇逸，与安国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后，其书散逸，传注不行。以庸生、贾、马之等惟传孔学经文三十三篇，故郑与三家同，以为古文。而郑承其后，所注皆同贾逵、马融之学，题曰《古文尚书》，篇与夏侯等同，而经字多异。夏侯等书“宅嵎夷”为“宅嵎铁”，“昧谷”，曰“柳谷”，“心腹肾肠”曰“忧肾阳”，“劓刵劅剠”云“膑宫劓割头庶剠”，是郑注不同也。三家之学传孔业者，《汉书·儒林传》云，安国传都尉朝子俊，俊传胶东庸生，生传清河胡常，常传徐敖，敖传王璜及涂惲，惲传河南桑钦。至后汉初卫、贾、马亦传孔学，故《书赞》云：“自世祖兴后汉，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是也，所得传者三十三篇古经，亦无其五十八篇，及传说绝无传者。”至晋世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注“乱其纪纲”为夏太康时。又《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时已亡失《舜典》一篇，晋末范甯为解时已不得焉。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姚方兴於大航头得而献之，议者以为孔安国之所注也。值方兴有罪，事亦随寝。至隋开皇二年购慕遗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后历及后汉之末，无人传说。至晋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散在民间，事虽久远，故得犹存。 　 　　孔氏传传即注也，以传述为义，旧说汉已前称传。 　　[疏]正义曰：以注者多门，故云其氏以别众家。或当时自题孔氏，亦可以后人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