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易藏 / 易经-49部 /

御纂周易折中 　　 　　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开之微旨，或有议论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联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祥，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览，片字一画，斟酌无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传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事者，自有所见欤！ 　　康熙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书 　　一、《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至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诸儒，以为应复其旧。朱子《本义》所据者，祖谦本也。 　　明初，《程传》、《朱义》并用，而以世次先程后朱，故修《大全》书，破析《本义》而从《程传》之序。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 　　二、诸易所论易书作述传授，以及易理之奥，易义之纲，学者读易之方，说者同异之概，皆后学所宜先知也。《大全》有纲领一篇，止存程朱之说。今案周子、张子、邵子，皆于易理精邃，虽无说经全书，而大义微言，往往独得。又历代诸儒叙述源流，讲论指趣，其说皆不可废，并以世次义类，叙为三篇，不独与程朱之言，互相发明，亦以见程朱之书，有源有委。合古今以为公，非夫师心立异者比也。 　　三、易辞有义例，据夫子《彖传》《象传》求之，皆可推见。自王氏《略例》以后，诸儒皆有发明而未详备，今稍为之胪列分析，示学者观象玩辞之要，盖全经之大凡，故与纲领并叙卷首。 　　四、《大全》书所采诸家之说，惟宋元为多。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列《朱义》于前者，易之本义，朱子独得也。《程传》次之者，易之义理。程子为详也。二子实继四圣而有作，故以其书系经后。其余汉晋唐宋元明诸儒，所得有浅深，所言有粹驳，并采其有益于经者，又系朱程之后；其或所言与朱程判然不合，而亦可以备一说广多闻者，别标为附录以终之，稽异阙疑，用俟后之君子，是亦朱子之志也。 　　五、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束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弼所得者，乃老庄之理，不尽合于圣人之道，故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今案溺于象数，而支离无根者，固可弃矣。 　　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非它书专言义理者比也。但自焦赣、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至康节邵子，其学有传，所发明图卦蓍策，皆易学之本根，岂可例以象数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与程子井称。《本义》之作，实参程邵两家以成书也。后之学者，言理义、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近代解经者，犹多拾术数之绪余，以矜其奇僻，而不知其非数之真也。陈事理之糟粕，而入于迂浅，而不知其失理之妙也。凡若此者，皆删不剥，以还洁静精微之旧焉。 　　六、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然程子所说，皆修齐治平之道，平易精实，有补学者。朱子亦谓所作《本义》简略，以义理《程传》既 七、《启蒙》为朱子成书，与《本义》相表里。今《大全》中所载图说数条，乃作《本义》时，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卦变一图，则又因《本义》卦下有以卦变为说者，故作此以明之，与占筮卦变异法，总不若《启蒙》之详备也。《大全》以图说为主，而采《启蒙》以附其下，且又但采其“本图书”、“原卦画”二篇，至“明蓍策”、“考变占”二篇，则文既不录，图亦不载，但以筮时仪节，及不同法之卦变当之，使学者不见朱子极论象数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启蒙》全编，具载书后，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后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为摹画分析，敷畅厥旨，附于《启蒙》之后，目曰《〈启蒙〉附论》。 　　八、夫子十翼以《序卦》、《杂卦》终编，其次第微密，错杂成章，诸儒置而不讲已久。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始知圣意微妙，圣言精深，引而不发，如众曜之罗列，七纬之交错，参差凌乱。有待于仰观推步者之能求其故也。故为《序卦》、《杂卦》明义，次于《〈启蒙〉附论》之后而终编焉。 　　《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陆氏德明曰：宓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自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马干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燔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 　　《隋书》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及洛阳周王孙，梁人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 　　汉初言《易》者本之田生。同授缁川杨何，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及孟喜、梁邱贺，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学焉。施雠传《易》，授张禹及琅琊鲁伯，禹授淮阳彭宣及沛戴崇，伯授太山屯莫如及琅邪邴丹。后汉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其子轶。孟喜父孟卿善为《礼》、《春秋》。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繁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 　　喜为易章句，授同郡白光及沛翟牧，后汉洼丹、鲑阳鸿、任安皆传孟氏《易》。粱邱贺本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后更事田王孙，传子临，临传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骏，充宗授平陵土孙张及沛邓彭祖、齐衡咸。后汉范升传梁邱《易》，以授京兆杨政，又颍川张兴传梁邱易，弟子著录且万人。子鲂传其业。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房为《易》章句，说长于灾异，以授东海段嘉及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前汉多京氏学。 　　后汉戴冯、孙期、魏满并传之。费直传《易》，授琅邪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易经》校施、盂、梁邱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范氏《后汉书》云：京兆陈元，扶风马融，河南郑众，北海郑康成，颍川荀爽，并传费氏《易》。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为高氏学，汉初立《易》杨氏博士，宣帝复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高二家不得立，民间传之。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其《系辞》 孔氏颖达曰：《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伏牺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沦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依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 　　伏牺之时，道尚质素，画卦重爻，足以垂法。后代浇讹，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为教，故作《系辞》以明之。 　　按《周礼大卜》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牺，《归藏》黄帝。郑康成《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康成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康成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繁而无用，今所不取。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朊朊”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也。 　　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按《系辞》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忱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但言文王也。 　　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 　　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今亦依之。 　　朱子门人问：伏牺始画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后来重之邪？抑伏牺已自画邪？看先天图，则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牺已有画矣。曰：《周礼》言三《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便见不是文王渐画。又问：然则六十四卦名，是伏牺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考。子善问，据十三卦所言，恐伏牺时已有。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 　　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东莱吕祖谦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训》一篇，则其门人金华王莘叟所笔受也。某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亦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文取义，往往未及玩心全经，而遽执传之一端以力定说。于是一卦一爻，仅为一事，而《易》之为用，反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盖病之，是以三复伯恭父之书而有发焉，非特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 　　吕氏祖谦曰：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盂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真孔氏遗书也。东京马融、郑康成皆力费氏学，其书始盛行。今学官所列王弼《易》，虽宗庄老，其书固郑氏书也。费氏《易》在汉诸家中最近古，最见排摈，千载之后，岿然独存，岂非天哉！自康成、辅嗣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古《周易》，将以复于其旧。而其刊补离合之际，览者或以为未安。祖谦谨因晁氏书参考传记，复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 　　文王卦下之辞谓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辞不谓之《彖》，孔子何为言“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爻下辞谓之《象》，爻辞多文王后事，故诸说皆以为爻辞出于周公。大象，卦画是也。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观卦画则见其象也。《大象》之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小象》，释周公之辞，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之类，皆象之传也。经，文王周公所作也。传，孔子所作也。司马谈《论六经要指》引“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谓之“易大 税氏与权曰：按吕汲公元丰王戌昉刻《周易》古经十二篇于成都学官，景迂晁生建中靖国辛巳并为八篇，号《古周易》，缮写而藏于家。巽岩李文简公绍兴辛未谓北学各有师授，经名从吕，篇第从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新安朱文公表出东莱吕成公《古文周易经传音训》，乃谓编古《易》自晁生始。岂二公或不见汲公蜀本与？然成公则议晁生并上下经为非，而文公《易本义》，则篇第与汲公吻合。 　　王氏应麟曰：《说卦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释文序录》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称荀爽者，以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马融、郑康成、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玄为《易义》，注内又有张氏，朱氏，并不详何人。荀悦《汉纪》云，马融著《易解》，颇生异说。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传荀氏学，今其说见于李鼎祚《集解》。 　　纲领二，此篇论易道精媪、经传义例司马氏迁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班氏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王氏弼曰：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优乱，变而不忧感，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 　　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是故“情伪相感”，远近相追，“爱恶相攻”，屈伸相推。“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 　　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寻名以观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现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弥甚。纵复或值，义无所取。 　　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按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五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有位而云“无”者也。历观众卦，尽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以明矣。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去初上而论位分，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统而论之，爻之所处则谓之位。卦以六爻为成，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 　　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象》者，各辩一爻之义者也。故《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故《彖》叙其应，虽危而亨也。《象》则各言六爻之义，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体，而指说一爻之德，故危不获亨而见咥也。《讼》之九二，亦同斯义。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卦体不由乎一爻，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丰》卦之类是也。 　　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王氏通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 　　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问六爻之义。曰：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孔氏颖达曰：《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 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则上下二篇，文王所定。 　　周子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邵子曰：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以“元亨”为变，则“利贞”为应。以“吉凶”为应，则“悔吝”为变。元则吉，吉则利应之。亨则凶，凶则应之以贞。悔则古，吝则凶，是以变中有应，应中有变也。变中之应，天道也，故元为变，则亨应之；利为变，则应之以贞。应中之变，人事也，故变则凶，应则吉，变则吝，应则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也。 　　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告以君子之义。 　　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也。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